反送中抗争冲击立法会 陷暴力泥沼失道德制高点

更新:
2019年07月03日 14:46
反送中抗争冲击立法会 陷入暴力泥沼失去道德制高点
香港反送中抗争延烧,示威者攻占立法会的行径引起舆论两极意见。(法新社)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自2003年以来,每年香港的七一大游行都是当地重大的政治活动。香港民众自发出来表达政治诉求,过程和平有序,展现了香港社会高度法治和守纪的市民文化,也折射出“一国两制”的“两制”之可贵之处。

2003年主要因为反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50万名港人在象征香港主权移交中共的7月1日上街,震惊国际社会。一向被视为务实的香港人,第一次因为物质以外的理由集体发声。那一年也是香港社会急剧政治化的开始。

反23條遊行-七一遊行-2003-20170619155913_2810_large.jpg
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让世人对香港人刮目相看。(美联社)

今年七一大游行因冲击立法会行动而失焦

今年的七一大游行,尽管也有超过20万人上街和平示威,其风头却被数百名年轻人完全抢去。他们身穿黑衣、头戴钢盔、口罩遮面,利用事先准备好的各类器械,攻击香港立法会大楼,在守护大楼的警察撤出后进入大楼肆意破坏,成为国际媒体的关注焦点,也让七一大游行黯然失色。

同情者表示,这些香港年轻人是无辜的,因为成人的无情和无能,迫使年轻人必须破釜沉舟,用激烈的行为来表达最大的无奈。特别是港府,面对数十万人一再上街示威,要求撤回《逃犯条例》,却仍一意孤行,最后引发街头暴力流血抗争后,才悬崖勒马,但是却为时已晚。流血后的愤怒港人提升对抗,要求特首林郑月娥下台;而必须对中共交代的港府当然不能屈服,于是香港官民之间僵持不下,互信全无。

正是因为这种看不到出路的困境,导致焦虑而冲动的香港青年铤而走险,让冲突进一步升级。他们当中已经有人以自杀明志,让整个抗争气氛尤显悲壮,也让他们的行动披上一层道德光环。可是,无论他们自我感觉如何,他们的行为的错误,却是不容否认的。

2019-07-01T180554Z_356760062_RC1489BD7890_RTRMADP_3_HONGKONG-EXTRADITION.JPG
示威者于7月1日冲击立法会,并最终攻占立法会。(路透社)
339806921_0-5.jpg
今年的七一大游行因攻占立法会行动而失焦。(彭博社)

暴力起义成功率远较非暴力起义为低

年轻人不会深思熟虑,古今皆然。冲击和破坏立法会大楼,除了泄愤之外,非但不能改变什么,更要命的是否定了整个反《逃犯条例》抗争的道德制高点。港府在事后的记者会上态度明确,因为这些青年的做法已经违法,这个事实不容争辩。无论动机如何纯良高尚,行为违法就是违法,必须面对法律责任;否则,作为法治社会的香港跟大陆何异?

从历史教训看,至少从中国近代史的教训看,由年轻人主导的运动至今没有成功过的,说得不好听是败事有余。五四运动固然普及了白话文,政治后果却是中共的一党专政,遗祸至今。除了无奈的大陆人,台湾人和香港人乃至澳门人都不愿意生活在那种状态下,显示“一国两制”如何不得人心。

美国两名政治学者在去年发表一份调查报告,总结了至2013年全世界的308次民众运动,发现非暴力起义比起暴力起义,后者遭遇屠杀的概率是前者的三倍。此外,从2000年到2006年,非暴力起义的成功率远高于暴力起义,70%的非暴力起义最终成功,成功率是暴力起义的五倍。就整个20世纪的经验,非暴力起义的成功率是53%,暴力起义的只有26%。只要想想印度的甘地和南非的曼德拉,就能明白当中的教训。

1536051521157fe5c26c6dc.jpg
印度“圣雄”甘地在上世纪2、30年代发动的不合作运动迫使英殖民政府让印度逐渐走向自治,最终获得独立。(互联网)

攻占立法会失去道德制高点

香港青年暴力攻占立法会,首先是违法的行为,破坏了香港的法治精神;第二是对香港市民的反抗运动弊大于利,甚至有可能分裂市民民意;第三是从历史经验看,失败的可能性非常高。如果还要从动机论去为他们开脱,则就陷入了道德自我否定的困境——如果他们的行为是可以原谅和接受的,那就没有什么道德理由反对中共统治所代表的反法治精神和暴力本质了。

因此,使用暴力表达异议的香港青年,无论动机如何,其实是在颠覆他们所宣称的要保护的香港价值——法治、秩序和理性。不面对这个悖论,就无法理解他们的行为对香港的伤害。

想分享你的文章?

请电邮:editorial@redants.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