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有研究机构指出，新加坡“击败”香港，成了亚洲私人住宅最贵的城市。
类似的标题，在一知半解的读者看来肯定耸动。但对新加坡情况稍有了解的人，应该很快会留意到重点：这里说的是少数人口所住的私宅，而大多数新加坡人其实都住在价格可负担的政府组屋。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若年轻人都把拥有价格昂贵的私宅当作人生目标，这类人生观的背后因素就值得探讨一番了。
本地英文媒体《今日报》的一份调查显示，有78%的新加坡年轻人表示“拥有一间私宅”是他们的其中一个人生目标。
这份调查访问的是1000名年龄介于18岁至35岁的年轻国人，涵盖了所谓的千禧世代（Millennials）及Z世代（Gen Z）。
只是现实和理想终究有不小差距。
超过八成新加坡人都住在政府组屋。有地私宅或公寓，在本地是毋庸置疑的窄门。
私宅和政府组屋的价格不可同日而语，普遍被视为财富的象征。
因此，是否拥有私宅，很常与一个人的社会流动挂钩：
小时候住在组屋，长大后入住私宅，成为一种社经地位有所提升的具体表现。
但进一步细究，本地年轻人以拥有私宅作为人生目标的原因却又不仅于此。
因为调查还发现，有70%受访者担心他们的下一代陷入无法负担住房的困境。
换句话说，可以合理推测，年轻人想拥有私宅的部分出发点，是为了能在将来给后代子孙留下一间可以传承的房子。
受限99年屋契的组屋无法实现这种可能，但部分属于永久地契的私宅却可以。
“房事”是新加坡的“最大件事”
这种担忧下一代买不了房的情绪其来有自。
近年来，本地转售组屋价格屡创新高，预购组屋的工程又因疫情等因素出现一定程度延宕，不少年轻家庭等候时间变长。
私宅价格飙涨，也让不少人担忧可能对原本可负担的组屋价格产生外溢效应。
火上浇油的是，生活费飙涨也找上了门。
层层因素叠加，年轻人难免对房价产生巨大心理压力，仿佛“居者有其屋”的梦想越来越高不可攀。
还有一种老生常谈的误区就是：人们总爱拿过去的价格比较，像是以前的杂菜饭卖多少，组屋多少钱可以买到云云……但过程中却往往忽略通胀因素，东西单价是变高了，但人们的收入也相应增加，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直接拿古早时期和现今组屋的售价做比较，可能会产生一种今不如昔之感。
这些因素，或可解释年轻人为何有种不安定感，担心下一代会比自己更负担不起公共住房，进而衍生了拥有私宅，以留给后代子孙的想法。
值得一提的是，实际的情况未必如年轻人所想的那般惨烈。
根据国大房地产系教务长讲座教授程天富的数据，过去20年本地无论预购组屋或转售组屋的房价收入比（price-to-income ratio）中位数，皆低于5倍。
也就是说，组屋的价格中位数是新加坡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五倍，组屋仍是可负担的。
如果将组屋的额外津贴纳入，本地家庭的负担能力还会进一步提高。
换句话说，这种被房价压得喘不过气的压力，或许源于其他因素，例如对组屋的所在位置太过苛求（即所谓的“买不起”还是“抽不到”？）、过多考虑组屋在住满最低居住年限（MOP）后转售的可获利性，抑或是百万组屋的特例被放大检视。
总之，年轻一代对住房需求的焦虑，何以和当局强调组屋依然可负担的论调背道而驰，是必须进一步深究的。
遥不可及的梦想会逐渐幻灭
年轻世代把拥有私宅列为人生目标，但在寸土寸金的新加坡，物以稀为贵的私宅对大多数人而言，显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根据《商业时报》今年6月的一篇报道，本地私宅的房价收入比为13.7倍，远高于政府组屋的4.5至4.7倍。
凯度政策发展、评估与数据分析主管梁振雄博士认为，年轻世代的成长阶段刚好是全球经济最蓬勃发展的时期，因此难免会希望能“给自己最好的”。
但在新加坡只有两成人口住在私宅的现实中，这样的梦想更多时候注定是要幻灭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的陈恩赐副教授则认为，年轻人想拥有私宅的情况必须警惕，因为这可能导致社会紧张，使人们产生一种被不公对待的相对剥夺感。
但他也强调，新加坡人的适应力强，他相信假以时日年轻人会重新思考人生的优先选项，而不仅仅以物质条件衡量生活品质。
换言之，年轻人会随着年龄增长渐渐认清现实，继而调整对拥有私宅的期望。
然而，倘若年轻人是因为担忧下一代买不起房而想拥有私宅，那现阶段就有必要审视年轻一代为何普遍存在这种焦虑感，调控组屋房价必须确实有效进行，避免这种焦虑进一步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