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网络审查机制下，中国网民为了逃避审查，往往都能迸发出非常具有创意的特殊词汇。
只不过，在造新词、偷换概念这档事，官方似乎不遑多让，也经常发明了一些“非常具有特色”的词汇。
譬如，当政治体制被外界批评时，“中国式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应运而生，需要鼓励银发族重返工作场合时，就开始宣传“低龄老人”这一名词，疫情期间严厉的封城措施叫作“动态清零”……
因此当年轻人失业问题成为中国现阶段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时，另一组用来“救火”的特殊词汇于焉而生：
“慢就业”。
其实早在2015年，“慢就业”一词便在官方的推波助澜下一度成为火热名词。
其定义是：
大学生毕业后不急着就业，而是暂时选择游学、陪伴父母、了解市场，有种“慢慢考虑人生道路”的意味。
潜台词：他们不是失业，只是比较慢开始工作。
然而，相关说法并非所有人都买单。
有中国网民吐槽这是掩耳盗铃，鸵鸟心态。但不论如何偷换概念，话语听起来有多么“清新脱俗”，本质上就是失业无误。
一名网民在知识论坛”知乎“如此批评：
“慢就业：意思是暂时还没找到工作，还在找。但是什么时候能找到？不知道。
按这个意思，全世界的失业人口，都可以用慢就业来概括……一次性解决世界难题，厉害了我们的专家。”
青年失业率“盖牌”
早在近几年中国经济成长放缓，加上冠病疫情来袭，年轻人失业问题早就有迹可循。
随着疫后中国解封，经济却未如预期般复苏，这一问题更是雪上加霜。
年轻人失业率数字不断攀升，直至今年8月，中国当局干脆宣布未来将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并解释这么做是为了“健全优化”统计工作。
在那之前，官方最后一次公布的6月份16岁至24岁青年失业率已达21.3%，是连续第三个月创新高。更有中国学者直接点出，中国青年的实际失业率，很可能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还高。
由于暂停公布的时机敏感，有学者质疑，或许是当局已无法通过统计操作给出不损害社会信心的数据，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慢就业”的毕业生比例愈来愈高
中国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9月的一份调查显示，上海有多达38%应届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
和2015年首次出现“慢就业”这一概念时的15.9%相比，当地“慢就业”的比例翻了超过一倍。
其中，选择“慢就业”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有32%准备继续深造，还有6%则纯粹选择“暂缓就业”，比例同样比2015年的1.2%高出不少。
换句话说，上海有更多应届大学生针对未来何去何从没有想法。
据统计，2023年中国全国大学应届毕业生达到1158万人，上海就有23万6000人，两者均是历史新高。
除了慢就业，北京当局为了降低社会矛盾，还搬出了“轻就业”、“轻创业”及“全职儿女”等特殊词汇，借此避谈“高失业率”，试图用这种方式缓解民众对当局的不满。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回家与父母同住，用帮忙做家务等方式换取父母供养的“全职儿女”，并不会被计入青年失业率中，原因是他们不属于“主动寻找工作”的群体。
千错万错都是孩子的错？
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神童张炘炀“躺平事件”，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中国年轻人的缩影。
这位10岁参加高考（中国的大学入学试），13岁读硕士、16岁念博士，智商140的天才日前受访时坦承，自己是啃老无业青年，28岁了还在靠父母接济，存款只有几千元人民币，并自嘲“混吃等死反而能幸福一辈子”。
张炘炀曾打破多项跳级纪录，但成年后的发展却不顺遂。（互联网）
一些煽情的媒体标题将其描绘成好吃懒做的不孝子，但若爬梳其成长史，其实大概能理解张炘炀的晚节不保，被张炘炀自己形容为“明明什么都不懂还要指点江山”的父母得负上大部分责任。
有人形容，张炘炀就是现代版的《伤仲永》，尽管天资聪颖，却被拔苗助长的父母玩烂一手好牌。
当年他频频跳级看似风光，实则童年生活惨淡，只能日以继夜在无数习题和卷子中度过。
为了擦亮神童招牌，张炘炀的父亲先后在他大学和研究所阶段急就章，让他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继续深造。
热衷于让孩子“破纪录”的父母愿望是达成了，但张炘炀的学术生涯却只能以草草结束来形容，其博士学位在摇摇欲坠的情况下压线完成，最终毕业当了几年高校外聘教师后，成为啃老族。
中国官方从早前批评年轻群体兴起的“躺平”文化，再到如今自己用“慢就业”掩盖失业率高企的事实，则给予外界一种把失业问题归咎于年轻人本身的印象。
在官方论述中，“慢就业”是年轻人主动认为他们毕业后打算先走走看看，不急着上岗，似乎暗指是年轻人不想一毕业就工作，而非没有工作等着他们。
但实际情况却是：
年轻人由于工作难找，才不得不“慢就业”。
追根究底，经济疲弱、出口下滑、外资锐减、消费需求降低、地方政府和大型房企债台高筑才是人力市场僧多粥少，年轻人无法取得一席之地的原因。
创造新名词，非但无法解决问题，还忽略了失业率攀高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