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四个港人就有一个是穷人,香港是全球最贫富悬殊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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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6月22日 21:27
四个港人一人穷 香港为何成为全球最贫富悬殊的地方之一?

房价高、社会流动低

香港是世上最富裕,却也是贫富悬殊落差最大的地方之一?

根据花旗银行的一份报告推算,2021年香港有43万4000人是拥有千万港元或以上资产的千万富翁,占了全港相关年龄人口约7.4%,意味着每13个港人就有一位千万富豪。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越来越多的贫穷人口。

根据《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香港贫穷人口超过165万人,贫穷率高达23.6%,为200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

换句话说,每四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个是穷人。

注:2020年香港的贫穷线为一人家庭月收入少于4400港元(约780新元)、两人家庭少于9500港元(约1680新元)、四人家庭少于2万零800港元(约3680新元)。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记录的165万贫穷人口,较2009年的135万人增长了22%,显见香港的贫穷问题愈来愈严重。

1997年,香港顶层10%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是底层的17倍。

但到了2021年,两者之间的差距却已达40倍之多。

更令人担心的是,顶层10%家庭月收入中位数较1997年多了71%,达到12万零800港元。但底层10%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反倒缩水,比24年前少了29%,从4200港元跌至3000港元。

上述数据显示,香港有钱人和穷人的差距越来越大,形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

在疫情影响下,底层收入家庭更遭逢比其他阶层家庭最大的打击。

港媒《明报》将香港的家庭收入作成五等分后发现,最低层的住户收入过去两年累计下挫8.9%,反之最顶两层的五等分住户,其收入中位数却分别仅微跌2.0%及0.6%,显示收入两极化的问题持续恶化。

究其原因,香港贫富悬殊的恶化可归咎于三大因素:

一、全球化下的金融中心

香港在1980年代开始迎向全球化,经济结构从制造业转为侧重非制造业领域,成为举世闻名的金融中心。

大量财富开始集中金融、房地产和保险领域,不少制造相关行业员工只能转而从事餐饮及清洁等低收入工作。

在香港经济转型下,从事蓝领工作的港人与金融等白领工作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导致贫富悬殊愈来愈严重。

过去两年,疫情的来袭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现象。

据香港统计处数据,尽管香港在职人士的就业收入中位数过去两年累计上涨8%,但底层家庭在职人士的就业薪资,却大幅缩减29%。

香港是举世闻名的金融中心,但不少当地人无法享受到过去经济飞速发展的果实。(路透社)

二、房价“贵到飞天”

根据国际调查机构Demographia今年公布的报告,香港连续12年蝉联全球最难负担房价榜首,房价中位数对家庭全年收入中位数的比率高达23.2倍。

换句话说,港人得不吃不喝23.2年才能买得起一间房子。

在房价不断飞涨的年代,拥有房产的人身家膨胀。

与此同时,买不起房产的人非但无法从水涨船高的房价中获利,甚至还得面对更高的租金及物价。

如此恶性循环,加剧了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状况。

港媒《香港01》引述当局的数据报道说,2021年有近23万港人住在“劏房”。

所谓“劏房”,指的是将住宅单位分割成数个更小的单位出租的房子。

由于香港房屋供不应求,不少基层市民只能暂时租住又贵又小的劏房,以等待分配公屋。

截至2021年底,申请公屋者的平均等候时间已长达6.1年。

只能住在拥挤不堪的劏房,是香港不少低收入者的悲歌。(文汇报)

三、社会流动僵化

富人的小孩资源丰富,穷人家的小孩资源匮乏,在当局没有积极介入下,后者起跑点难免输了一大截。

由于香港多年来奉行“小政府”原则,以最小的力道干预市场,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恶化。

从税务角度来看,香港对高收入群体一律采取低至15%的标准税率,使港府在财政上没有太多余裕进行财富重分配。

贫困家庭在房屋及医疗方面处于弱势,也无法妥善负担家中小孩的电脑、网络、补习等各种教育相关费用,致使社会流动进一步僵化。

无论贫困群体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取得足够资源来改善生活,更遑论在社会阶层中更上一层楼。

在这种恶性循环下,低收入者和他们的后代几乎没有办法摆脱贫困的循环。

根据2016年的官方数据,香港每五年公布一次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为0.539。用来衡量贫富差距水平的基尼系数越小,年收入分配越平均。

过去50年,香港的基尼系数扶摇直上,从1971年的0.430一路飙升至2016年的0.539。

外界也普遍预测,随着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恶化,今年即将公布的最新基尼系数将再创新高。

国际上一般将0.4作为“警戒线”。一旦超过这条“警戒线”,贫富两极的分化就较为容易引起社会阶层的对立,导致社会动荡。

一般来说,0.4至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意味着收入差距悬殊。

即使经过港府各种税务及福利转移后,2016年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473。

与之相比,同为区域金融中心的新加坡在2021年为0.444,较2019和2020年的0.452来得低。同时,纳入各项政府转移后,我国的2021年基尼系数进一步下滑至 0.386。

香港社会不平等现象,导致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小孩处于资源极度不对等的局面。(路透社)

如何减轻社会不平等?

《明报》评论,香港历任特首都曾誓言把扶贫作为施政重点,但一直以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即将卸任,续任者李家超如何处理这项烫手山芋,备受外界注目。

香港候任特首李家超。(法新社)

针对香港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及媒体普遍认为,过去崇尚放任资本主义的港府必须更积极介入社会问题。

这些意见认为,港府须改变“小政府”思维,加强基层的教育支援和医疗服务,更精准地投放社会福利。

困扰香港多时的房屋问题,亦有赖港府积极介入,下重手解决。

《香港01》撰文指出,港府应考虑效仿德国和瑞典等地,透过高税收维持较慷慨的福利制度,借以减低社会不平等;或学习新加坡模式,一方面采取企业低税制,但向国民抽取较高的税收和社会保险,以注入医疗系统和退休金制度。

《南华早报》则引述社会服务领域人士的建议,强调香港应改革过度依赖金融、旅游和物流业的经济架构,发展其他更多附加产值的行业,以为港人提供更多高收入工作。

不过上述介入措施,无疑将影响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如何在缩小贫富差距和维持金融中心地位间取得平衡,毫无疑问将是香港新任政府的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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