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媒体《韩国先驱报》近期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揭露了当地电影产业的困境：
受疫情冲击后，戏院仍在苦苦挣扎
文章提到，即便疫情已趋稳，韩国电影业还是没有出现显著复苏。反之，网飞（Netflix）等影音串流平台的崛起，已经让传统看电影的体验和趋势产生了变化。
吊诡的是，为了弥补疫情期间的财政赤字，韩国所有主流电影院业者都纷纷调高戏票价格，从2020年的1万2000韩元（约12新元）涨至1万5000韩元（约15新元）。
有韩国民众受访时说，如今要到戏院看电影，会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买两张戏票加一盒爆米花得付超过4万韩元”。
这也是为什么，更多韩国消费者倾向于等待电影在串流平台上架。毕竟在家看电影或影视集的性价比更高。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23年韩国电影院的观众达1.25亿人次，同比2022年上升10%，但只达到疫情前2017年至2019年之间平均人次的56.6%。
新加坡电影院也过了辉煌期？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韩国电影业的写照，也是全球多个国家的戏院业者共同面临的挑战。
去年6月，美国娱乐杂志《好莱坞报道》引述国际会计审计事务所普华永道（PwC）的一份报告说，全球戏院上座率预计要到2027年，才会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某程度上来说，这可能也是新加坡戏院业者的现状。
分析指出，新加坡戏院在全球产业全面复苏前，上座率预计只会达到疫情前的七成。
普华永道的预估数据也揭露，串流平台在本地的年均复合增长率，2019年至2024年之间预计达15.3%。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新加坡人过往其实非常喜欢去戏院看电影。
1998年的官方数据显示，从那一年起新加坡戏院的上座率呈持续上升的趋势，直到2011年创下史上最高纪录，达2210万人次。
尽管到了2010年代末，数字已下跌至约1900万人次，但新加坡仍拥有全球最高的戏院人均出席率之一。
然而就像韩国面对的冲击一样，疫情暴发后，本地电影院因必须遵守社交安全距离等限制，上座率在2020年狂跌至470万人次。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的数据揭露，虽然观影人次在2022年回升至948万，但与疫前相比还是有段距离，当年9953万新元的总票房，也只是2019年的近六成而已。
南洋理工学院商业管理学院副院长Karen Chia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时说，对戏院业者来说，租金和营运开销非常大。
这也是为什么在疫情暴发后的三年内，本地一些戏院业者唯有选择停业。
过去两年，国泰戏院在国泰大厦和国泰乌节电影娱乐城的营运相继结束；另一家业者丰和影院（Filmgarde）的两家戏院也在2022年熄灯。
然而有趣的是，新加坡的戏院票房并没有因受到疫情和串流平台的影响，就此一蹶不振。
去年，全球逐步走出疫情，电影公司也趁势推出大制作，两部好莱坞大片《奥本海默》和《芭比》同一期间上映，在全球缔造了超高票房纪录，在新加坡亦吸引许多观众买票捧场。
亚洲方面，中国去年有几部电影在新加坡上映后，票房也有亮眼的表现。
有分析指出，观众愿意重返电影院，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渴望在疫情后回归正常生活。能像疫情前一样到电影院看戏，就是其中一种常态。
戏院厅华丽转身 让观众值回票价
当然，电影好不好看或能否创造票房，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不可控制因素。新加坡戏院业者能做的就是多管齐下，打造不一样的看电影空间和充满享受的体验。
为了抵挡串流平台这个来势汹汹的竞争对手，业者在戏院厅里结合多方面的设施，包括采用高级座椅、Imax巨幕、3D和沉浸式影音系统等。
去年3月，邵氏电影院（Shaw）位于马里士他的戏院经翻新后重开，11个崭新放映厅中就有近半数是高级（premium）放映厅，成为本地拥有最多高级放映厅的戏院。
嘉华戏院接管丰和影院的其中一家戏院，也在去年3月开业，其中八个放映厅有两个是设有40张高级座椅的高端观影空间。
一些业者也发挥创意，打破一般放映厅的座位设计，让观众入场时感觉更舒适。
像是邵氏电影院和黄金戏院，这两家业者的部分放映厅就采纳自由入座的概念，厅内放置懒人沙发豆袋（beanbag）、甚至还有专属儿童游乐区，适合携带一家大小看电影的观众。
此外，为了加强观众的参与感，业者还会为一些电影举办映后座谈，邀请电影导演和演员亲临放映厅，与观众交流和互动。
要继续吸引本地影迷回流，电影院业者可说是绞尽脑汁，发挥创意。据业界人士观察，本地电影院经营者并没有坐以待毙。
“只要业者持续了解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采取不同方法达到这些需求，相信电影院在新加坡还是能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