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六（7月29日），超过3万名韩国教师身穿黑衣，顶着烈日，走上首尔街头示威抗议，呼吁政府保障教师权益。
这一切要从两个星期前，一名小学女教师的死说起。
7月18日，一名在韩国首尔瑞二小学任职不到两年的23岁女教师，被发现在教室里轻生。
据《韩联社》报道，她负责的小一班级有“校霸”拿铅笔刺伤其他学生的额头，校霸家长和受害学生家长却对她百般刁难，怒斥她“没有资格当老师”。
她死前在教师日记中写道：
“学校就像地狱一样，光是想到要再次站在课室里，我就喘不过气，吃饭的时候手都在发抖。”
她的悲剧不是一起孤立事件。
今年6月，韩国釜山一名小三男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女教师拳打脚踢，导致她肋骨骨折，住院三个星期，出院后还患上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简称PTSD）。
这名男生的家长却辩称，他的智商低于平均，曾因情绪管理问题接受辅导。
韩国教育部数据显示：
过去六年，韩国中小学有100名教师自杀身亡，其中70人“死因不明”，另30人患上抑郁症或焦虑症等心理疾病。
单是去年，韩国就发生3035起学生在课堂上侵犯教师权益的事件，比起前年的2269起，激增超过三成。
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校园霸凌一直是韩国社会的痼疾。即使2004年出台了《反校园暴力特别法》，韩国校园霸凌事件仍层出不穷，还越来越猖獗，霸凌对象从同学扩大到教师。
学生的胁迫、家长的谩骂、校方的漠视……这些情况同样在新加坡上演着。
学生对教师的言语暴力 是在挑战权威？
去年8月，新加坡圣安德烈中学一名男生在课室里与男教师发生激烈争吵。
男教师警告男生别碰他，男生却充耳不闻，用食指指着教师，甚至扬言：
“管好你的嘴巴，我现在就要了你这条命。”
从网上疯传的视频可见，围观的学生还有人煽风点火，怂恿两人“打起来”。
虽然肇事男生当时已受到纪律处分，但这起事件还是在教育界引起热议。
时任官委议员、全国职工总会副会长阿都沙曼去年9月也在国会提出休会动议，呼吁政府关注本地教育工作者的福祉，在教师管教学生以及与家长沟通时给予更多支持。
阿都沙曼询问四大教师工会后发现：
工会每年处理超过1000起教师投诉不满的案例，主要针对学生纪律不当以及被家长辱骂等问题。
教育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颜晓芳在国会回应时说，教育部制定了指导原则，让学校制定各自的纪律措施，而学校管理层也严正看待任何不尊重教师的行为。
“如果情况严重，例如教师被骚扰或安全受威胁，校方会通过报警等方式保护教师。”
距离这项休会动议已近一年，本地教师的工作环境是否有所改善？
红蚂蚁向两名近期离职的中学教师了解，从她们的经历看来，只能说：
未必。
老师不是你孩子的保姆！
30多岁的前中学数学老师匿名受访时透露，她一个早上可以收到百多条家长的WhatsApp短信：
“你今天会教些什么？明天的测验考些什么？”
“我的孩子有喝足够的水吗？休息时间有吃东西吗？”
“我孩子的校鞋坏了，你可以帮他找一双新的吗？”
当你想到这名老师是在中学执教时，这些短信就显得更匪夷所思。
尽管教育部长陈振声曾多次呼吁家长尊重教师的私人时间，尽量减少在工作时间以外的非必要沟通，但一些家长还是在晚上11点之后打电话或传短信，并要求教师“秒回”。
这名教师坦言，有一阵子每次看到手机屏幕亮起来，内心都会抽一下。如果久久不回复短信，就会接到家长们的“夺命追魂call”。
甚至有家长怒气冲冲到学校质问她：
“为什么你不回我的短信和电话？你怎么当老师的！我要向校长投诉。”
一些担任公务员的家长，也会用政府机构的工作电邮发投诉电邮，向校长和副校长施压。
学校管理层为了息事宁人，一般会对家长“千依百顺”，而不是站在教师那一边。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是解决方法
仗着背后有父母撑腰，一些学生也就更加肆无忌惮。
20多岁的中学英文老师匿名受访时直言，现在的学生不只不能打，连骂都不行。
（想当年，红蚂蚁被老师打骂都不敢吭声……）
她举例说，当有学生在课堂上捣乱，不论教师中断上课或处罚学生，都有可能抵触学生的“受教权”。
同韩国一样，一些本地家长也会声称孩子有阅读障碍或情绪管理问题等“特殊需求”，嘱咐教师保密。
但这些孩子却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理直气壮地顶撞教师：
“老师，我属于特殊需求学生，你不能这样骂我。”
令她心灰意冷的是，曾有学生因为她出的考题太难，当众对她骂粗话及比中指。
她向校长反映后，这名学生却一概否认，还“恶人先告状”污蔑教师诬陷他。
她坦言，一些前同事因压力过大，曾到心理卫生学院寻求辅导，而她自己也曾天天在教师休息室以泪洗面，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患上抑郁症。
“向校长投诉也没用，反而会被视为抗压性低，没有能力管好学生。”
校长为了“大事化小”，往往会要求教师单方面忍耐。这名教师的校长就曾劝她：
“忍过这四年，等那名问题学生毕业后就没事了。”
校长啊，只怕那名学生还没毕业，教师们已经走得七七八八了。
难道真要等到有教师自杀，才来亡羊补牢，追究责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