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一向是禁忌议题，甚至被视为羞耻的事。
由于不常被讨论，缺乏公众教育，不少人对自杀预防存有误解，害怕和有轻生倾向者谈自杀。
新加坡管理大学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 每10人中就有8人错误认为，当和有轻生倾向者谈论自杀时，这个人可能就会轻生；
- 56%受访者错误地认为，大多数自杀是突然发生的，没有任何预警（相较于2022年只有53%这么认为）；
- 31%的人错误以为，自杀的人不愿意寻求帮助（相较于2022年只有27%这么认为）。
新大经济学院统计学首席讲师郑如美今年1月至3月，带领140名新大学生与新加坡援人机构（Samaritans of Singapore，简称SOS）合作，通过面对面、电话和视讯访谈，对5274名本地民众进行调查。其中，3237名受访者身边有直系亲属、朋友、亲戚或同事等，曾试图自杀或因自杀身亡。
这项名为“Save.Me.Too”（意为“也救救我”）的调查首次于2022年进行，今年是第二次。
令红蚂蚁吃惊的是，社会各界花了不少人力物力去教育公众关于自杀的课题，对轻生存有误解的公众却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略增。
这项调查是在新加坡援人机构2023年报道自杀人数创历史新高之后进行的。2022年，本地共有476人自杀身亡，较2021年的378人增加超过两成半。这也是自2000年开始记录以来，自杀死亡人数最高的一年。
这个数据有点震撼，普罗大众对自杀话题有如此多误解，有轻生倾向的人若向我们求救时，我们又如何给予正确的帮助呢？
郑如美转述新加坡援人机构接听有自杀倾向者求助热线时，问对方是否想轻生。
她说，
“他们不会拐弯抹角。当他们有机会谈论这个话题时，他们会感到放松和解脱，而不是回避这个话题。”
多数人不愿与他人谈论自杀课题，以免让他们感觉更糟
每10个受访者中，就有8个认为新加坡存在自杀污名化的问题。郑如美说，被邀请参与调查的人，如家长和年长者都比较排斥参加。
“有些人可能家里发生过自杀的经历，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太痛苦了。”
郑如美说，对自杀话题的讨论很少，是因为大家都害怕因讨论这个课题而使情况恶化。郑如美自己就因为同样的原因，一度害怕进行这项研究。
但研究最终还是进行了，相信是因为研究员认为这种“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心态无济于事。
这点和媒体工作者处理自杀相关新闻的态度不谋而合。
红蚂蚁刚加入媒体行业时，在晚间报纸当意外记者，当时前辈都告诉我们行内的这条不明文规定：
不要连续几天报道关于自杀的新闻，也不能详细地报道自杀的方法和经过，以免有人模仿。
大家最常举的典型例子是2003年4月1日，香港艺人张国荣跳楼自杀后，媒体的报道连篇累牍、大肆渲染，结果，从当天深夜到第2天凌晨的9小时内，全香港有6名男女跳楼自杀，当月香港共有131起自杀身亡个案，较前月增加32%。
有几名死者还留下遗书，清楚写明其自杀与张国荣轻生有关。
那么是否就不应该报道自杀呢？就算媒体不报道，在人手一机的现代社会里，还有网络记者和社媒传播消息。
应该做的是在报道时避免美化自杀或简化死因，关注自杀现象，适度报道来引起各界关注，让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深入分析，找出事件的起因、处理及防范的方法，避免发生更多悲剧。
抗拒帮忙有自杀倾向的人
调查也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会帮助有自杀倾向者。至于其余三分之二的人，其中大约七成认为自己无能为力、缺乏相关知识，或担心自己让有轻生念头的人感觉更糟，而抗拒提供帮助。这与2022年的情况没什么不同。
其他重要发现还包括：人们对自杀的耻辱感依然存在、教育水平对自杀知识了解没有影响，以及不同年龄组对自杀的看法存在差异等。
根据调查，2024年的总体“自杀污名指数”（Suicide Stigma Index）为50.20，比2022年的49.98略微上扬。数值越高，意味着受访者越不愿意与他人谈论自杀课题或寻求帮助。
调查也显示，一个人年纪越大，他就越不相信自杀是可以预测的。在21岁以下的受访者中，超过70%的人认为自杀是可以预测的，而在80多岁的受访者中，只有43%的人持同样观点。
新加坡援人机构（SOS）总裁陈弼良告诉《海峡时报》，有必要让更多人通过SOS等机构开展的自杀预防培训，学习如何识别一个人挣扎痛苦的迹象。
对自杀话题避而不谈、了解不多的人，主要原因是没有亲身经历过身边有人轻生。
但是，有直系亲属或亲戚试图自杀或死于自杀的人也说，这方面的知识推广或教育并不足够。这个群体也是认为谈论自杀可能会让人有轻生念头的人当中，比例最高的群体。
郑如美指出，这表明人们对一个人有轻生念头缺乏理解，即使是那些有亲人面对着同类问题的人。“自杀会留下很多没有答案，且可能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也会导致一辈子的困惑、悲伤、愤怒和内疚。”
私人心理健康业者Talk Your Heart Out（意为“说出你的心声”，简称TYHO）联合创办人和首席长官阿加瓦（Chirag Agarwal）说，
想要谈论自己有自杀想法的人，害怕受到评判或歧视；而想要与帮助有轻生念头的人，则担心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或者不晓得如何以正确的语言展开对话。
“要学习如何倾听，同情他们的处境和精神状态，给予对方倾诉的空间，需要好些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