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长、第四代领导、下一任总理人选之一的王瑞杰，在国会辩论施政方针时宣布，将启动新系列的全国对话会，这次的对象更多是X世代（出生于六七十年代）、二战后婴儿潮以及建国一代的民众。
上一次的全国对话会是在2011年，人民行动党输掉阿裕尼集选区之后的震惊中展开。无独有偶，这一次对话会的开展，则是在一水之隔的马来西亚国阵输掉垄断了61年政权后的震惊中宣布。坦白说，在时间点上，这种容易让人们联想的因素，对新一轮对话会其实不是件太好的事情。
要让新加坡人相信新一轮对话会的作用，或许要回顾上一次对话会，到底取得什么具体、重大的成果。还有谁记得，如火如荼展开的2011年“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事先被宣传为要“宰圣牛”，彻底检讨所有的政策，有错则改，结果有什么重大政策改变了？
除了建国一代配套这个大红包，唯一让人有印象的，是广开大门的移民政策有所改变，门缝缩小了，中小企业主叫苦连天，但是政府不为所动，改称企业必须提高生产力，否则就关门大吉。同时政府也大兴土木，加快了地铁、组屋和医院等公共设施的建设，逐渐舒缓了公共资源不足的窘境，也一定程度缓解了民怨。2015年全国大选，选民以近70%的选票，肯定了这些作为。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重大政策修改吗？关于70%得票率的对移民政策改变的肯定，当然也不能排除另外两大因素：建国50周年大肆庆祝所带来的正面情绪，以及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让不少选民缅怀行动党第一代领导人的功绩。所以只能说，上一次全国对话后发生的重大政策改变尽管不多，但只要足以让人民有感，还是会反映在选举成绩单上；至于反应的程度，可能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
如今没有了建国50周年和李光耀因素，或许下一届的选举成绩，能更准确反映选民对重大政策因为全国对话而修改的态度。可是，如果对话会的结果是对既有政策的微调，恐怕就会出现“狼来了”效应，让人民对全国对话审美疲劳，原本要建立朝野互信的美意，因而适得其反。
当然，这次可能不会是狼来了，而会出现官民对话之后的实质具体的改变。2011年的对话会，台面上掌权的主要还是第三代，对话会要检讨改变的，都是他们自己推行的政策。要自我改变，困难度是非常高的，毕竟公开承认自己的过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除非有很高的道德自觉，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但这一次，是第四代在针对第三代的政策，所以借由对话会的民意舆论来推动改变，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毕竟改正的是别人的错误，改革者本身不会有太多的心理纠葛和不舍，况且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大力更动前者的政策，不足以凸显后者的魄力和功绩。所以这一次的对话会，没有太多政治包袱的第四代可能会出现一些新气象。
况且，如前所说，马来西亚变天对本地政治心理的影响可能不小。精明如行动党政府，不可能不去评估它。李显龙访问马来西亚，会见马哈迪和安华之后回答新加坡记者时，就不得不针对消费税几年内要提高两个百分点的政策作出解释。马国变天的效应，相信也是迫使第四代必须改弦易辙的动力。
一个妨碍新气象出现的因素，是第三代的抗拒。没有人喜欢自己的成绩被后任推翻否定。所以，一个观察点就在于在权力交接的敏感过渡时期，第四代到底能大刀阔斧到什么程度，当中有谁敢公开否定上一代的政策，或者能够提出让人民信服的论述，让上一代不得不同意修改或不敢反对修改。这个人，才是下一任总理的当然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