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成人易通卡要过渡到“新易通”卡（SimplyGo）服务的计划引发轩然大波，促使当局在释出消息后的两周内“U转”，宣布易通卡得以继续沿用。
这项新计划会让一些公众申诉难以适应的主因，是新易通卡无法实时显示卡片的余额和扣款，不如以往那么方便。
会感叹新不如旧的乘客，相信绝大部分都还没使用免触式银行卡、手机电子钱包信用卡或借记卡来支付车资。
换言之，这些乘客出行时，或许更倾向于用实体卡乘搭公交。
实体车资卡受落原来与家庭收入有关
市场调查公司Milieu Insight上个月进行一项调查，询问1500名年满18岁的新加坡人使用手机应用和数码服务的习惯。
结果发现，57％的受访者通勤时，以电子钱包或相关应用付车资，其余43%则不会这么做。
不使用电子钱包的受访者中，多达76%表示他们还是偏爱实体车资卡。
从上述数据来看，不使用电子钱包的本地乘客似乎不在少数，也反映出新加坡的数码化进程中，有一群人还在努力跟上科技的步伐。
陆交局是在2017年推出试行计划，当时有超过10万名乘客尝试以万事达卡（Mastercard），为平均每日6万趟公交行程支付车资。
当局在2019年4月正式推行“新易通”，乘客除了能用万事达卡，也能以手机里的免触式支付应用付车资；计划后来也扩展至Visa卡用户。
新加坡国立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副教授王锦彬博士说，尤其是那些50多岁的乘客，即便是经常上网或使用手机应用，他们之所以仍以实体卡支付车资，可能是因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未必是因缺乏科技意识。
王锦彬也表示，当然不排除有一部分年长乘客是害怕接受新科技，需要年轻一辈的帮忙。相比之下，使用实体卡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假如看不到每天出行时的车资金额，会带来不确定性。
调查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使用电子钱包与否，同用户的家庭收入有关。
家庭收入每个月超过6000新元的乘客，有59%会使用电子钱包；月均家庭收入超过1万2000新元的受访群体中，则进一步增至70%。
与此同时，若家庭收入为3000新元或更少，有多达六成的乘客仍选择“一张实体车资卡走天下”。
尽管调查没有揭露背后的原因，但合理推测，一些乘客可能本就没有可安装电子钱包的智能手机，甚至没有智能手机或手表等电子产品。
这些科技产品日新月异，但价格也不便宜，如果乘客不把它们视为必需品，自然也就没有跟上主流的理由，宁可继续使用车资卡。
用电子钱包付车资应“有始有终”
说到电子钱包的便利，确实也不在话下。不仅不需要随身携带实体车资卡，也不用像过往一样，得自行为它充值，如果使用的是信用卡或借记卡，更省去了充值这个步骤。
不过，有时候拥有太多电子产品，也可能给用户造成困扰。
日前，一名读者投函《海峡时报》说，他今年1月下载新易通应用，方便查看每次乘搭公交时的车资。
不过，他某次发觉其中三周的出行开销，用来付车资的信用卡被多收费了，是最高车资（maximum fare）的两倍甚至三倍。
他感到非常惊讶，多年来使用信用卡付车资都没察觉，但事后终于找出原因。
他说：
“当使用不同的电子产品支付同一个公交趟次的车资时，就会出现这个状况，不论设备是否连接至同一张信用卡。”
“因此，尽管实体信用卡、或连接至信用卡的苹果手机或智能手表，都可用来支付车资，在同一趟行程的各个路段使用不同的付款模式，会造成个别收费的情况。”
简单来说，该读者反映的这个“误区”，就是上下公交时使用不一样的电子设备所致。
每10万个公共交通趟次中有两趟需退款
对此，有网民解析说，假设乘客拥有一张银行卡，而这张卡也被存入智能手机和手表里的电子钱包，即使连接至同一个银行账号，也是分开操作的。
如果同一张卡在不同的设备上使用，每个设备都会为这张卡生成独立的数码标识（digital card number）。
也就是说，如果上车时使用一个设备，下车时又使用另一个设备，或改用实体卡，将会被识别为两个不同的卡／设备，因而被记录为不同的交易。
上个月，交通部长徐芳达在国会答复议员询问时就透露，乘客在上下巴士或地铁时，在阅卡器使用不同的新易通卡或电子钱包，系统将以两趟不同的车程计算来扣除车费。
他说，如果乘搭交通工具时，全程只有一次记录，每趟地铁行程将被扣2.3新元，巴士则会以乘客上下巴士的车站作为计算依据。
他也指出，新加坡每10万公共交通趟次中，就有两趟因乘客在进出时，使用不同的新易通卡或设备付费，而需要退款，退款平均金额为2.7新元。
徐芳达呼吁乘客，务必确保在同个行程中只使用一张交通卡或同一种电子付费方式，以免被不当扣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