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梳社交媒体和各种报道，不难发现“找工难”，已是当今中国年轻群体中愈来愈普遍的经历。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当地青年失业率在今年6月达到21.3%的新高，相当于每五人就有一人失业。
之后几个月数据相信更令人瞠目结舌，但中国当局已暂停公布相关数据。
面对如此庞大的失业人数，中国政府想到的解套方式是鼓励年轻人下乡，放弃城市生活到农村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去在文革时期，曾是被派去“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国官媒大肆报道他的下乡经验，并借他的话，要求中国青年应“自找苦吃”。
只不过，田园生活在现实中，未必如同红极一时的美食网红李子柒在视频中所描绘的那般令人向往。
有的人是心甘情愿、有的人半推半就、有的人迫于无奈、也有人当作权宜之计。
例如，在《联合早报》的一篇报道中，一名曾在杭州、上海做软件开发工作的33岁青年刘斌，是在2021年中国互联网行业遭当局整肃，引发裁员潮后，辗转下乡。
他在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熙岭乡的墘头村租了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开了一家名为“明心书屋”的书吧。
根据其说法，那是他向往已久的乡村生活。
但这样的选择也不无现实考量，因为大城市的消费高、节奏快，让农村出身的刘斌充满不安定感，担忧未来无法在城市立足扎根。
相较之下，农村开销较低，也有更多自主时间。
此外，有人则是在农村看到了发展机会。
33岁的赵艳君来自广东省北部韶关罗坑镇瑶族村，拥有电商工作经验的他选择回乡发展，是因为看好家乡特有蜂蜜的市场潜力。
2015年返乡的他生意已经做得有声有色，除了帮助将罗坑镇的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解决当地蜂农蜂蜜滞销的问题，还建立了自己的养蜂场和蜂蜜包装厂。
更多人是形势所迫
然而，还有更多的下乡青年是因形势所迫，只能把下乡当作权宜之计。
根据中国当局的说法，推动年轻人下乡，是希望他们协助振兴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
人口大省广东就在今年2月宣布，要在2025年底前，动员超过30万青年下乡。
但其后的真实原因不难猜测，政府推动青年下乡，是为了给未充分就业的年轻人有事可做。
与此同时，年轻人愿意配合参与下乡项目，实际上是为了推迟在城市找工作的时间表，同时也有不少人是为了能在未来的公务员考试取得优势。
科技业、教培业和房地业的民营企业过去作为中国经济的火车头，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了许多工作机会。但自2020年起，中国当局相继对这些行业祭出重拳，导致不少民间企业在压力下纷纷裁员或倒闭。
苦无工作机会的大学毕业生只好转而以考上公务员或到国营企业抢铁饭碗作为人生目标，国考的报名人数屡创新高。
相较之下，年轻人过去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时代，以在民营企业寻找发展机会为首要目标的盛况不再。
《华尔街日报》访问了几名在广州市西部一个村子协助在一面墙上绘制禁毒标语的大学生，他们认为自愿从事这类工作，可以让他们未来申请加入共产党时更具优势，而他们相信具有党员身份对他们最终取得政府工作会有所帮助。
另外据彭博社报道，毕业于大学心理系的陈冰（24岁）则因难以找到正职工作，只好加入政府的志愿者计划，在一间农村学校担任志愿辅导老师，领着2300元人民币（429新元），远低低于全国大学毕业生的月均工资5990元（1116新元）。
治标不治本
不少分析认为，这类由政府提供的志愿下乡工作，无法让青年获取具有价值的工作技能，若经济结构没有实质改变，长此以往，让年轻人下乡也只是延后失业问题的爆发而已。
真实的农村生活，也绝对不似那些抖音网红所呈现的那般恬静舒适。
农村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水平和收入水平，始终与城市有一定差距。
综观社交媒体和相关新闻报道，下乡青年普遍认为在农村工作与生活终非长久之计，但现阶段也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从躺平到下乡，到中国年轻人自我调侃的“在上班与上进之间，选择上香”，转而求神拜佛，逃避生活的不如意的心态，无一不折射出中国年轻人的迷惘与焦虑。
甚至还有中国年轻人宁可选择移居生活开销较低，且可以过上更体面生活的泰国。
2024年中国大学的应届毕业生预计达1179万人，届时会有更多年轻人尝试投入劳动市场，如果这样的无力感继续在年轻族群中弥漫，难保不会衍生其他社会问题。
今年是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的130周年诞辰。
当年他主导的上山下乡运动，如今竟再度在中国成为“潮流”。
尽管时空背景有所不同，两代下乡运动的本质也有很大差异，例如60年代的下乡运动是强行遣送，如今则采取志愿形式，但两者在历史定位上，恐怕都将迎来无法获得太多正面评价的相似命运。
从习近平第二任期开始逐渐成型的“国进民退”，给中国经济造成了极大压力。中国当局还有没有办法重塑资本市场的信心，让经济发展找回动力，才是彻底解决年轻人就业问题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