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科技普及 跟踪狂的手段已变得更全天候无孔不入

更新:
2021年04月15日 23:02
跟踪

实体跟踪 + 虚拟追踪

检索社交账号、搭讪聊天骚扰、窃取通讯信息,在网络科技发达的时代,盯梢(stalking,简单说就是跟踪)就跟吃饭一样简单。

随便动一动手指,即可“人肉搜索”出某某人的“祖宗十八代”。

想要知道TA的生活圈子、兴趣爱好、历史信息等,更是轻而易举。

任凭一个人再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平日无意间曝露在社交媒体的照片、文字和行踪,或许无意间就能成为“有心人士”的突破口,分分钟搭讪骚扰犹如梦魇般如影随形。

昨天(14日),一名曾就读于安德逊实龙岗初级学院的年轻小伙子,因对一名女国手“一见钟情”,化身为一名跟踪狂,作出一连串偏激严重骚扰行径,被控上法庭。

庭上披露的细节显示,这份来路不明的“倾慕之情”已逾越道德底线,给女国手及其家人造成严重精神负担:

被告创建17个Instagram账户狂发情书、6次登门骚扰、连发43封电邮给女国手父亲,甚至聘请私家侦探跟拍女国手,并称女国手是他“未来的妻子”、“你只是我的玩具”、“时间到了你就知道我会怎么做,希望你在剩下的日子内能够想清楚”,措辞露骨令人不安。

网民看了直摇头,说这名男子“病了”。网络科技的普及更是间接导致被告犯案更易达成目的,让人开始反思网络世界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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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Instagram。(法新社)

据媒体报道,被告杜文杰(译音,20岁)是在2016年一场运动赛事上第一次见到女国手,隔年又在义安理工学院举办的“新加坡青年奥林匹克节”注意到她,因此萌生爱意。

两人此前素未谋面,随后也未有接触。

杜文杰在2018年第三度见到女国手,爱慕的小火苗已无处安放。不懈努力下,杜文杰终于在6月找到女国手的Instagram账号,鼓起勇气开始搭讪,私讯发“情书”给她。

起初,他仅表欣赏之意,主动报上大名与联络号码。在女国手不读不回的情况下,他开始演变为自言自语,告诉对方自己经常盯着她,甚至出言恐吓。

2018年10月,女国手才留意到狂轰滥炸的陌生私讯,吓得立刻回复杜文杰,要求他停止骚扰,接着屏蔽其账号。

事情本可到此告一段落,最多只是人生一段“无疾而终”的单恋。

但杜文杰不愿放弃,先是看准机会应征了国家队训练场所的工作,准备到女国手面前告白;后来由于屡次被女国手拒绝,他索性用工作系统查找女国手的住址。

至此,杜文杰不断纠缠,开启长达两年的骚扰跟踪。

令人不舒服的跟踪骚扰行径不多做叙述,言归一句“恶心到女国手的家人不愿坐下来和他调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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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7日,杜文杰聘请了私家侦探来跟踪女国手,要求私家侦探从1月13日至1月17日,每天拍下她早上7时至11时出门的视频。他后来将视频发给女国手,还说:“你只是我的玩具。”(联合早报示意图)

控方昨天以一项盯梢的罪名控告杜文杰。

主控官在庭上指出,杜文杰即将满21岁,若他现在决定不认罪,一旦在成年后被判罪成,控方将会要求判他入狱服刑。

现阶段控方的立场是,提交缓刑监视及青年改造所报告,再视杜文杰更适合哪种刑罚。

新加坡的防止骚扰法令有涵盖非法盯梢(unlawful stalking)罪行。罪成者可被判罚款高达5000元,或坐牢长达六个月,或两者兼施。

据悉,杜文杰一开始不愿认罪,却在女国手出庭供证半天后改口要认罪,理由是:

“我不想让她继续受苦了。”

此案还未正式下判,待法庭下星期过堂。

究竟是杜文杰“想通了”决意结束漫长官司,还给女国手清净?还是仗着未成年罪行较轻而认罪?

我们不得而知,也不宜在下判前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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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示意图)

红蚂蚁想说的是,就算他已成年,最终被判罚款5000元及坐牢六个月,对于一个骚扰滋事成性的人来说,似乎都判得太轻了。

从前,想要跟踪一个人,必须花费诸多精力和财力,长时间实地跟踪,才能了解对方的喜好与习惯。在整个过程中,有些人可能会嫌麻烦,逐渐失去兴趣而放弃。运气差点的,甚至还可能被警方缉拿。

在网络盛行的今天,像杜文杰这类“专业”跟踪狂,几乎都不必花费太多钱,甚至坐在家里就能跟踪。花时间动动手指,就可以在网上查找到受害者的社交媒体账号与私讯方式,然后就可以发信息纠缠不清。

即使被对方屏蔽封锁,也可狂开17个账户继续骚扰。如果想要查到通讯电话和联系地址,只要懂得门道,也犹如探囊取物。

更别说是随随便便就请到一名私家侦探出马。在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哪有那么容易?

或许,我们应该审视2014年11月生效的防止骚扰法令下的刑罚,在网络犯罪日益普遍的今日,是否还能跟上时代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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