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四代就位看行动党如何避免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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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8日 16:27
人民行动党于2018年11月23日公布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职务,财政部长王瑞杰正式出任行动党第一助理秘书长,贸工部长陈振声担任第二助理秘书长
(海峡时报)

当权者都是百分百信得过的干部。

毛泽东在1966年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引述了陈独秀批评国民党的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连独裁如毛泽东者,也知道要完全消灭内部的派系分歧,在政治上是毫无可能的。由此观察人民行动党最近的干部大会以及它的第四代领导层选举,多少有参考意义。

如何避免内部分裂而失去权力,是所有团体都必须面对的终极挑战。日本的自民党、台湾的国民党、马来西亚的巫统,都同样遭遇内部分裂而下野的惨痛教训。行动党在历史上也面对多次分裂危机,分别于1957年李光耀派系失去中央执行委员会多数、1959年担任过新加坡市长的王永元对李光耀的挑战几近成功,以及1961年党内左翼夺权失败后另立社会主义阵线(社阵)。

1959年担任过新加坡市长的王永元对李光耀的挑战几近成功
图为1959年时的李光耀(中)和王永元(右二)。(档案照)

为此,李光耀吸取教训,改革了干部制度,确保中央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在回忆录里记述,梵蒂冈教廷屹立千年而不衰,秘诀就在于处理好了继承人制度。教皇不是所有天主教徒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而是由不超过120位枢机主教(又名红衣主教)所构成的“枢机闭门会议”(Papal conclave)秘密投票决定的。但是,这些枢机主教却都由教皇委任,换言之都是忠诚的亲信。所以这是个封闭的继承人选举制度,被外人干扰或挟持的概率很小;内部分裂的可能性也大为减低。

目前的行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有18人,但是其中又另有更核心的七八人小组,都是由秘书长信得过的干部担任,出任党主席、助理秘书长、财政等党职。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AP中央执行委员会
人民行动党于2018年11月11日举行中委会选举及干部大会,选出了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14人。(联合早报)

本地主流媒体报道透露,这一次中执委选举,选票上以某种形式注明中央所属意的七八个人,将他们保送成为核心的人选,然后才开放给干部自由选举其余六七人,构成14人中执委;再由当选的14个中执委从其余候选人增补四人。内阁部长主要由这18名中执委员当中选出。所以中执委基本上不会出现信不过的人。干部的任命相信也遵循这一原则,而不是开放给所有党员选举。

显而易见,这个制度的好处在于其稳定性和确定性,要进入权力中枢不仅要得到中央核心的信任,也必须获得大部分干部的认可,也就是说当权者都是百分百信得过的干部,外人很难有机会作乱,甚至体制内的人物,如果无法取信于多数干部,也很难在中执委选举中胜出。

但一物有其利必有其弊,行动党中执委和干部任命、选举制度的弊端,就在于容易选出守成性格的保守人选,那些特立独行、豪杰型的枭雄人物,因为容易得罪人或难以取得多数人认可而难以出位。第四代台面上原本的三人:王瑞杰、陈振声、王乙康,都是公务员和军人出身的体制内人物,可见一斑。

王乙康、陈振声、王瑞杰
(左起)王乙康、陈振声、王瑞杰。(谢静怡制图)

行动党一样不能避免党内无派,在核心强的时代,如李光耀一人独大,或者李显龙众星拱月的时代,派系的色彩相对隐蔽,因为这毕竟是犯忌的。而且,能够进入权力中枢,都是有抱负的人物,不会甘于平庸,而希望能做出一番事业,所以要谁服气谁并非易事,竞争自然难免。这套制度的好处,就在于减低斗争的概率。一来长期形成的体制文化,包括新加坡国民的政治性格,对于斗争还是会皱眉头的。二来由于体制的设计,只要少数核心保持一致,斗争往往难以成型更别说成功了。

王瑞杰当选第四代领头人之后的记者会上,出现最多的词汇是“团结”,间接说明党内是有竞争的,但是这种竞争不仅必要,而且是健康的,而且干部制度确保不团结者一定呆不久。王瑞杰以年龄和辈分(在公务员系统)赢过陈振声,说明行动党和新加坡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格。但是,王乙康被报道说是靠自己的实力而不是中央青睐进入中执委,反映了经历过败选经验的他,同其他两人较不一样的政治个性。

人民行动党于2018年11月23日公布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职务,财政部长王瑞杰(右一)正式出任行动党第一助理秘书长,贸工部长陈振声(右二)担任第二助理秘书长,两人在行动党总部共同主持记者会,分享他们对于未来领导新加坡所持的愿景。
人民行动党于2018年11月23日公布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职务,财政部长王瑞杰(右一)正式出任行动党第一助理秘书长,贸工部长陈振声(右二)担任第二助理秘书长,两人在行动党总部共同主持记者会。教育部长王乙康(前排左一)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担任助理财政。

当然,在承平时期,这样的制度有助于保持长治久安,可是一旦出现重大危机,时势需要时代英雄时,就不见得能够满足时代的需求了。就如教廷一样,在这个宗教信仰出现大危机的世俗时代,包括天主教面对主教大规模性侵少年信徒的丑闻,却无法提出新论述和改革方向,因为教宗和枢机主教团都是自己人。如果新加坡面对重大政治、经济危机,行动党能否找到呼应时代需求的领导人,在“党外无党”(至少还没有能力组成替代政府的反对党的当下),是行动党必须对自己以及新加坡人交代的政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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