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成“打包之国” 一年量塑料垃圾可填满52个奥林匹克泳池!

更新:
2021年05月31日 21:12
一次性塑料用品

这些垃圾,你我都有份

打包食物自然少不了塑料餐盒及餐具,方便快捷用完即丢,再不环保,也不差我这一两个吧?

若国人都那么想,新加坡唯一的岸外垃圾埋置场——实马高垃圾埋置场(Semakau Landfill,俗称“垃圾岛”)很快就被这些塑料垃圾填满,不胜负荷。

国家环境局(NEA)的最新数据显示,本地自2019年起,每年约产生20万吨的固体垃圾及焚烧灰,容量足以填满400个奥林匹克大小的泳池

其中,一次性不可降解的塑料垃圾就占了13%(约等于52个奥林匹克泳池),包括随处可见的塑料袋及打包餐盒。

若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垃圾岛”预计将提早10年,即在2035年就被垃圾填满。

近期,随着我国收紧防疫措施禁止堂食,民众只能打包带走食物,一次性塑料的使用量出现飞速上升,令不少环保人士忧心忡忡。

疫情之下,难道只能坐以待毙地看着“白色污染”扩大?
普罗大众是否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为环保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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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尖峰时段到马吉街临时熟食中心打包的上班族。(海峡时报)

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塑料餐盒使用量翻倍上升

《海峡时报星期刊》走访本地八家餐饮业者后发现,疫情之下,一次性餐盒和餐具的需求量有增无减,尤其在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落实禁止堂食条例以来更为显著。

当中就有不少业者抢先进货,以免发生类似于去年病毒阻断措施的窘境:

想批量购买打包餐盒,供应商却无法如期交货。

全岛共有5间分店的Soi 19十九街云吞面老板Claire(42岁)受访时说,她一般每周要订购5000个塑料餐盒。

禁止堂食措施上路后,每周所需的塑料餐盒数量直接翻了一倍,只有约两成的顾客会携带自家容器来打包食物

“这样就有更多塑料垃圾。这些餐盒也不能重新使用......所以我们也试图寻找其它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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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禁止堂食,国人只能选择打包食物。(联合早报)

春成潮州糜的摊主陈女士(53岁)则透露,禁止堂食才实行两天,摊位的打包餐盒就尽数用光。然而,当她向供应商补货时,却找不到惯用大小的餐盒,只有一些“剩货”。

可见这几个星期厂商的生产线,已赶不上国人使用的速度,致使原本货源充足的塑料餐盒,竟面临“断货”危机。

“有两种塑料盒子。圆的是装小份的粥,长方形的是装鱼片。全部都卖完了。供应商告诉我下次再来购买,但不保证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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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餐饮业者申诉,塑料餐盒的使用量有明显上升趋势。(每日新闻)

自带餐盒的民众为数不多

非政府组织零废新加坡(ZeroWaste SG)的数据显示, 新加坡人每3秒种就会丢弃2640个一次性物品,打包用的餐盒及塑料袋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尽量减低对环境的破坏,一些餐饮业主也主动提醒顾客自带餐盒,甚至推出折扣优惠来鼓励顾客,但效果依然不彰,公民意识仍有改进的空间。

在宏茂桥一带经营泉记潮州面的摊主陈志轩(译音,36岁)深有同感,他说:

“去年,我们曾给予自带餐盒的顾客2毛钱折扣。然而,久而久之,我们发现这些顾客仍会另外要求一次性塑料餐具和塑料袋,与我们的初衷背道而驰,最终徒增营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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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带餐盒打包食物的民众。(联合早报)

这些“自带餐盒,却要求塑料餐具”的民众虽本末倒置,但也相对减少了一部分的塑料垃圾,至少稍稍为环保尽了一份力。

有人却不这样认为,觉得打包附带一次性用品理所当然,并无不妥。

全家习惯外食的郑先生(21岁)说:

“人们之所以叫外卖,是因为这是一种省事的方式。若去哪里都带着餐具及容器,完全就背离了上述目的。”

本地连锁西餐厅Collin’s创办人何清元(45岁)则指出,禁止堂食两周以来,旗下分店愿意自带容器到店取餐的顾客,只有不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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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餐员取餐处。(海峡时报)

一站式服务:清洗容器再循环使用

嫌麻烦不想洗碗?在方便与永续环保之间面对两难?

本地服务平台barePack就推出崭新项目,让消费者在享受打包的便利之余,也避免制造垃圾。

通过与全岛125处餐馆及咖啡座的合作,消费者可在手机应用程式选用容器(盒子与杯子),用后归还任何一家合作的餐馆或咖啡座。

barePack的合作伙伴会负责清洗容器,然后循环再使用。禁止堂食仅实行一周,barePack的订阅人数就上涨了40%。

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Linh(33岁)说:

“这比你自己带容器更方便,用户使用后完全不须清洗。”

目前,barePack的容器归还率高达91%,约有3000名用户及容器,年费为8.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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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堂食后,一次性塑料用品使用量大幅上升。(法新社)

“环保”一词,每个人都听腻了,可真正做到的人又有多少?

别因贪图一时方便,而持续制造千年不腐的塑料垃圾,祸及后代子孙。

环保组织Green Drinks创办人钟玮珊(42岁)说:

“实马高岛已经快要没空间了。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政府该解决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是每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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