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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场合毕丹星想去不能去 王乙康:不是你想去就去

毕丹星(左)及王乙康(右)的一番言辞交锋,意外让人民协会再成镁光灯焦点。
毕丹星(左)及王乙康(右)的一番言辞交锋,意外让人民协会再成镁光灯焦点。(红蚂蚁制图)

Paiseh,没有义务让你去

有些事,无法轻易地“过去就让它过去”。

譬如,英文缩写和人民行动党(PAP)很相似的人民协会(PA),两者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近年来就频频被本地主要反对党工人党大加挞伐。

毕丹星和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卫生部长王乙康9月23日在国会的交锋,再度让人民协会间接成了镁光灯的焦点。

事缘王乙康参与政府施政方针辩论时剑指工人党,重弹要求工人党提出“真正替代方案”的老调,指后者不该停留在仅仅主张政策微调,或只随着热门话题起舞云云。

毕丹星随即搬出朝野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作为回应。

他说,新加坡自独立后便一党独大,和其他成熟民主国家不同,反对党无论在提出替代政策,或争取选民支持方面,资源都远远不如执政党。

言语间,毕丹星还举出一个“不对称”例子——反对党议员无法出席新公民宣誓仪式:

“行动党政府是否准备接受,举个例子,让国会中获得民意委托的反对党议员参加新公民宣誓仪式……因为这将反映出新加坡社会已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 ……既然行动党希望工人党提出替代方案,这也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做的,那我想行动党也应该从工人党的角度出发,思考一下我们能如何更团结。”

毕丹星的回应并未提到“人民协会”,但由于新公民宣誓仪式的主办单位是人民协会,使人民协会的争议再次浮上台面。

王乙康援引宪法及法律指出,民选议员有两个职能,一个是在国会担任立法者,另一个是管理市镇会,至于人民协会,则不在其中,而新公民宣誓仪式“是人民协会所举办的活动”。

人民协会和基层工作是行动党政府的政策。”

这番话的潜台词也许是在说:

抱歉,按照法律,人民协会没有义务让毕丹星等反对党议员出席新公民宣誓仪式。

人民协会在反对党选区主办的新公民宣誓仪式通常只邀请基层顾问,而非该选区的反对党议员出席。
人民协会在反对党选区主办的新公民宣誓仪式通常只邀请基层顾问,而非该选区的反对党议员出席。(联合早报)

“排挤事件”早有先例?

说起人民协会办的场子,反对党成员申诉自己“遭排挤”几乎是稀松平常的事。

例如,在反对党选区举办的新公民宣誓仪式中,人民协会大多只会邀请该选区的基层顾问出席,而他们往往都是反对党议员在大选的“手下败将”,或即将在下届大选挑战反对党议员的潜在人选。

工人党的盛港集选区议员林志蔚在2022年也曾在脸书发文吐苦水,选区内教育储蓄奖(Edusave Awards)的颁奖仪式,反对党议员同样没份出席,取而代之的是基层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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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丹星本人更屡次对人民协会与行动党千丝万缕的关系作出尖锐批评。

他在2019年发文大酸人民协会是“PA(P)”的基层。

2015年,工人党也曾提出竞选宣言,建议改革现有的基层组织,将人民协会置于非党派机构如总统的管理。

去年4月,毕丹星发布长文,指陆交局、环境局等政府机构通常会优先与反对党选区的基层顾问联系,而非该区的议员,这导致就算有利民政策或给民众的“好康”,反对党议员往往也只能“后知后觉”。

今年竞选期间,毕丹星也抱怨,在冠病疫情期间,人民协会只将居民的康复情况告知基层顾问,以让后者可以派发关怀礼包,而工人党议员则完全没有取得这些数据的管道。

这些年的各种批评,不难观察到工人党透露出一种无力感:

不是我们不想干一番大事业,但中间隔着人民协会,许多信息无法取得,根本无从做起!

“独厚”执政党是不得不为?

根据人民协会的官方说明,这一隶属于社会青年与体育部的法定机构,职能为充当民众与政府间的桥梁,促进种族和谐,并加强社会凝聚力。

过程中,人民协会须协助向居民推广政府的政策,并搜集基层的回馈,以让政府政策可因应新加坡人所需。

政府多次强调,人民协会没有党派色彩。

针对为何与反对党议员“保持距离”,不让他们担任基层顾问,人民协会长期的对外说法是,该协会委任的基层顾问须协助政府与民众接触,并宣传政府政策及各项计划:

因此,政府必须委任能支持政府计划并扮演好这个角色的基层顾问。”

下面这句很重要:

反对党议员不被期待能这么做,因此不能成为基层顾问。”

由于长期的共生关系,人民协会与行动党经常遭质疑两者间的界限已愈来愈模糊。图为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穆根(右四)和另两名义顺集选区议员赛义德哈伦医生(左一)和李蕙莹(右一)。
由于长期的共生关系,人民协会与行动党经常遭质疑两者间的界限已愈来愈模糊。图为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穆根(右四)和另两名义顺集选区议员赛义德哈伦医生(左一)和李蕙莹(右一)。(联合早报)

由于长期的共生关系,人民协会与行动党经常遭质疑两者间的界限已愈来愈模糊。图为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穆根(右四)和另两名义顺集选区议员赛义德哈伦医生(左一)和李蕙莹(右一)。(联合早报)

基于上述金科玉律,反对党议员基本无缘担任基层顾问,人民协会的活动,自然也就没份参与。

也因此,人民协会的“无党派”色彩经常被质疑只是有名无实。

但回归到法律赋予人民协会的地位,考量到效率问题,使政策能顺利推行,人民协会“独厚”执政党的做法,似乎也并非完全站不住脚。

工人党要让人民协会能为自己所用,恐怕就只剩下当上政府一途。

毕竟,人民协会是法定机构,服膺的是来自执政者的指令。

这难免又要谈到,王乙康等行动党领袖经常施压工人党提出替代愿景,并展现出取代行动党,改朝换代志向的论述。

当然,从政治策略来看,明眼人都知道,行动党这是以退为进,一旦工人党在羽翼未丰或他们自认“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敢敢”做起执政美梦,效仿其他国家的反对党提出政策白皮书,乃至成立影子政府,搞不好会因人力、物力不到位而弄巧反拙,丢失好不容易打下的根基。

这也难怪工人党总是亦步亦趋,强调自己不准备执政,只是要监督制衡政府。

工人党是否走出制衡监督的框框,往争取执政迈进,将影响新加坡未来的政治风貌。(联合早报)

但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若毕丹星等工人党议员“真的这么想去”新公民宣誓仪式,恐怕就不能只满足于当个偶尔遭外界调侃为“精简版行动党”(PAP-Lite)的万年在野党。

否则,在行动党不主动改变人民协会相关政策下,工人党接下来估计还是只能眼睁睁看着在大选被自己击败的行动党人,继续挂着基层顾问的头衔在选区走动,并且还能出席新公民宣誓仪式等重要活动维持曝光率。

就看这种委屈,是否足以刺激工人党走出舒适圈,当个勇敢挑战更多选区,争取执政的政党了。

当然,选民是否认为人民协会和行动党分界越来越模糊,且逐渐形成问题,也将是人民协会相关政策修正与否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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