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读书日:新加坡这家“书山书海”的店藏着一位最懂书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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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4月22日 18:01
书店里的每一座“山”,杨生都了如指掌。这些书不只在店里疯狂生长,还长在他的身体里。

爱书人走进去,会感觉进入宝山寻宝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我们去看看一家本地最美的书店。

杨生的书,在店里堆叠成险峻山峰。每走一步都得小心翼翼,但无论是砥砺前行、或左顾右盼,或蓦然回首,都不无风景。

杨生的书,在店里堆叠成险峻山峰
杨生的书,在店里堆叠成险峻山峰。(蔡家增摄)

我看见有人形容,杨生所经营的新华文化书店(新华即新加坡华文的简称),是一道新加坡最美的风景线。去过的读书人都知道,这里的美,不是那种网红精雕细琢的美,它的光彩和这家书店的经营者很有关系。除了本地读书人,海外学者也经常到这里找书,因为这里有懂书的人。

这是百胜楼里最有趣,或我应该说是新加坡最有意思的书店吗?

杨生经营的新华文化书店,是一道新加坡最美的风景线。
杨生经营的新华文化书店,是一道新加坡最美的风景线。(蔡家增摄)

书店里的每一座“山”,杨生都了如指掌。这些书不只在店里疯狂生长,还长在他的身体里。如果你看过他搬书找书时的胳膊,苍劲有力,这些都是书的身影。

当然,在他路径清晰的记忆迷宫里,说起某一本书,杨生为了更能说明问题,就会回到那群山中,由堆叠里,找出他要的那一本。

“那是过去工作经验锻炼出来,我在世界书局做批发时,有100多家书店和我拿书,每家书店要的数量都不一样,有时候我都没记下来,但我记得。”

1982年开业至今,新华文化依旧保留了老书店的设计格局和分类。墙壁上挂在本地书法名家如陈耳等的墨宝。我大学念中文系时,来过好几次,20几年后重返,一切宛若昨日,只是“书山”更高了,之间的“山谷”更狭窄了。这“峡谷”只能容一个人走,那不也是阅读的旅程吗?

墨宝
(蔡家增摄)

爱书人走进去,会感觉进入宝山寻宝。无明确目标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遇见什么书,可能命运从此被这本书所改变,这是逛实体书店的乐趣,有不期而遇的惊喜。

墨宝02
(蔡家增摄)

我原本准备了很多问题,比如电子书的冲击、现代书店的经营模式等,但我都没问,这些问题对83岁,一生都在书店工作,买书做书中度过的杨生来说,就显得不重要,甚至笨拙。

经营书店并不容易,还好店是杨生买下来的,大大减少了租金的压力。或许因此他才能心无旁骛的做着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故事得由他小时候说起。

杨生(身边的书友都这样称呼他),全名杨善才,生于1939年,父母都是海南人。“海南的父母对教育特别的重视”,但因为家庭经济拮据,13岁念三年级时,就得辍学,出来工作帮补家用。

83岁的杨生
现年83岁,一生都在书店工作的杨生。(蔡家增摄)

他做过不少劳力活,在建筑工地和餐饮厨房打过工,后来有个同乡告诉父亲,世界书局想请个学徒,受过一些教育的父亲,马上让杨生去。

当时他在英国人开的工厂里工作,一个月有78新币,还包吃住。15岁到世界书局,薪水是30块钱,他记得很清楚,但为什么会放弃较为优渥的工作,并且自愿减薪到书店去?

“想在书店工作认识多点字,更有作为。我当时没读过什么书,但我一心只想做两个行业,很小就有理想,一是在书店里工作,二是印务工友,这行业比较适合我,能学到知识,也能认识到一些有趣的人。”

他在世界书局一做就25年,当了书店的经理,1982年,才另起炉灶,在百胜楼开了新华文化书店。因为做书店也开始接触到出版,同样通过自学和向印务馆的工友讨教,学会了印制、编辑等工作,虽然起点较低,但他同时实现了开书店和做出版的梦想。

对杨生来说,书店不只是书店,而是一间满满都是“老师”的课室。

书店不只是书店,而是一间满满都是“老师”的课室
对杨生来说,书店不只是书店,而是一间满满都是“老师”的课室。(蔡家增摄)

在书店当学徒,也不只是一份工作,让他在赚钱养家的同时,也能重返上学的日子。

当时世界书局在大坡最繁华的一条路上,每天车水马龙,店里布满灰尘,他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打扫书店。杨生说的这段往事,真像少林寺里的小徒弟,打扫卫生也同时在练基本功。

“每天要扫两次,由上至下,一个书架到另一个书架,一边扫就一边学习书上的汉字。书名、出版社、作者等都是一个个独立的汉字,少说一天也能学20个,不懂的就请教老同事,他们也乐于助人。”

久而久之积少成多,也就认识了字,跟随这些文字,潜入书里的缤纷世界。通过打扫,他也同时学会了图书的分类,为他日后开书店打下基础。

除了营业新华书店,杨生也做出版,在80年代也出版了超过100种针对青少年和儿童的读物,比如《苦儿流浪记》《苦女流浪记》等,大多是励志的故事,这也是他喜欢的书种。

当时这些书,十分畅销,不少销量超过2万本。我对这些书颇有印象,封面的插画十分精美,杨生说,不少还是新加坡著名先驱画家许锡勇的作品。

青少年和儿童的读物
青少年和儿童的读物。(蔡家增摄)

当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藏书,除了大量历史悠久的课本之外,还有不少书籍期刊,不少还是七八十年前商务印书馆等大出版社的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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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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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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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增摄)

近年来,他也把不少收藏了几十年的珍贵书籍,捐给新加坡图书馆管理局、国大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及海外院校等。

“不少书现在本地的机构都不要了,所以只能捐给外国,但我还是会挑选保留一些和本地相关的书籍,总有一天这些书能体现出它们的价值。”

18岁时,杨生在世界书局里第一次接触到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当时他深深被这个书名吸引,到底这少年有什么烦恼呢?

“当时读的时候,根本都不知道书在讲什么,要过了很多年,才理解维特的烦恼。”

那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书。

多年以后,随着教育体制发生巨变,语文政策导致英语成为强势的语言,人们时不时感叹母语的低落,却又显得无能为力。阅读人口已经不多,中文书读者更是青黄不接,昔日门庭若市的书店,也因为手机及各种新兴媒体及娱乐的兴起,变得落寞。

杨生
(蔡家增摄)

阅读,原本应该是一件颇为自然的事,现在还需要设计一个世界读书日,来刺激阅读。

少年维特的烦恼有很大部分源自于他和现实社会的格格不入,对自然天性的追求经常受到打压。

面临此情此景,几乎一生都耗在书店行业中的杨生,会有新的烦恼吗?

问题我始终没问。

闲聊的时候,有熟客,也是朋友登门拜访,他们坐在书店前早在开店时布置好的位置。几个加起来的都有几百岁的读者,喝茶闲聊,天南地北。

正如书店外那些照料得宜但又自然生长的盆栽,那些没能问出口的人世间最实际的烦恼,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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