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前，不少中国朋友的手机里在传1993年复旦大学辩论队重聚狮城的消息。并且，这些收到与转发相关消息的人，多数应该是人到中年的了。
1993年的那场国际大专辩论会，不仅属于辩论队的成员；那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和新加坡广播局联合主办辩论赛，并且在中国全国播出。
1993年，那是什么时代？
那时中国刚刚才明确改革开放路线不变，上海浦东新区批准设立也不过是1992年的事；那时还没有互联网，还没有手机，还没有超女，还没有……很多后来新发展的事物当时都“还没有”。
这些“还没有”，促成了第一次国际大专辩论会上海复旦大学捧回冠军奖杯的那一刻，成为不仅是辩论队，不仅上海复旦大学，而是许许多多不同省市大学生、许多电视机前观众的集体记忆。后来出版的《狮城舌战》，成为畅销榜上的书，中国全国各地开始掀起辩论潮。
在那样的时刻，有个“新加坡”无意间介入，成了集体记忆的主要现场。因此，那一次，许多中国人直接看到41岁意气风发的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坐在观众席上，以及主持颁奖的画面。
那时，这个“现场”对中国而言，是远还是近？文化上，或许是近的，1993年8月20日的辩论题目是“人性本善”，主办者出的这个题目，让参赛同学们辩论的是同源文化里的课题。
但新加坡和中国又似乎是远的，物理距离，以及发展距离上，应该算是远的，两地乘坐飞机还得飞行5个多小时；1993年上海的人均GDP2000美元，新加坡1万8000多美元。因为这个“远”，参与准备的老师和辩手也没有都来。并且，来之前，四位辩手还在上海住了1990年开业的银河宾馆学习住宿的礼仪，避免第一次出国住五星级酒店时闹笑话有失国体。
当时在复旦大学，那些曾经报名而在一轮轮选拔中被淘汰的学生，后来都在电视机前鼓掌了吗？再后来，他们如何了？
今天，那四个辩论台上大家熟悉的名字：姜丰、季翔、严嘉、蒋昌建，都各自发展，有的到现在仍是新闻人物。当年大家在屏幕里没有看到、也没到新加坡的候补辩手，何小兰这些年在上海广播电视台发展，现在是上海文广集团董秘；另一位张谦去了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后，绕了一圈，倒是到了新加坡管理大学，目前是社会学系的副教授，也是社会科学学院负责研究的副院长。
1993年他们都踌躇满志，但是谁都无法具体想到，在四分之一世纪后，他们新加坡再聚首，各自经历了多少、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自然也不可能想到，辩论当年念大一新闻系的王嬿青同学，后来也到新加坡发展、定居，成了新加坡家喻户晓的新闻主播，之后回去上海做杂志，辗转又回到新加坡，自己花许多心思经营上海私房菜。
而且，地点就在他们当年住的文华酒店。
因此，2019年8月17日下午，那群青年就在新加坡他们校友开的上海餐馆里重温年少的清纯，与大约80位上海复旦大学校友聚集嬿青私房菜。当然，还有今年82岁的张霭珠老师。张老师这次专程从纽约飞到新加坡，她当年是辩论队领导小组组长，最后只把队伍送出国将奖杯捧回去，自己也没来。
但是单是辩手和他们在复旦的校友、在中国的观众还不够。让人感动的是组织这次聚会的王嬿青还把几位“狮城”相关人物也请到了。他们其实也没有想到，25年后他们有机会跟一场比赛的参赛学生这样把酒言欢，一种不是特别近距离，但又好像看着他们成长的欣慰，还有一点点时光这么快流逝的感叹。
那时候的新加坡评委郭振羽教授已经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荣休，是南大传播学院终身荣誉教授，以及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他那晚与夫人罗伊菲一起参加，还特别带来好几本“舌战”的书来，让辩手们传着签名，念念旧情。
另一位评委许廷芳律师目前则是担任一家在全球30个国家拥有62个办事处的律师事务所顾问，本身也是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特使及（中国）专家。他说话的速度语调，仍与当年一样，坐在姜丰与张霭珠老师中间，温馨地细问当年。
还有当年新加坡广播局主办辩论赛的监制朱亮亮，现在也已经退休在家照顾七个内外孙。
她特别冲洗了当年的照片，发给他们每人一套。
那时候在新广负责招待这些辩论队的陈术，多年后完全不老的样子，被大伙戏称是“老妖”。
没有参加的是当年辩论赛的主席黎学平，他已经在好几年前转业到《联合早报》担任新闻编辑，那天晚上因为值班无法请假。
而当年那位颁奖的主宾，第二天晚上正准备他担任总理的第16次国庆群众大会。
第四辩蒋昌建在席上拿起酒杯要代表其他辩论员，为这一段与新加坡发生联系的年少时光总结陈词：
不愧是四辩。他说完，其他同学都同意让他代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