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党市镇会上诉案教会我们三件事

更新:
2022年11月11日 22:54
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
当年的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海峡时报)

出于善意不代表你没犯错

工人党的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上诉案,你还在关注吗?

红蚂蚁身边的友人几乎无人关注了。毕竟这个官司2017年入禀法院至今已有6年,距离事件发生也过了将近12年。

整个案件当事人众多、案情盘根错节。已记不清案件细节的蚁粉可点击这里重温。

在2018年的判决书中,高庭法官指阿强和阿莲违反“受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即没有妥善监管市镇会资产、没有为市镇会寻求最大利益);阿星则违反“善巧与谨慎责任”(duty of skill and care,即没有尽到审慎行事的义务)。三人不满判决提出上诉。

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的三大理事
阿裕尼—后港市镇会的三名主要答辩人(左起)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前党魁刘程强和主席林瑞莲。(海峡时报)

终审法院本周三(11月9日)发表的280多页书面裁决,与2018年高庭的判决,最大的不同在于:

五司认定当年担任阿裕尼—后港市镇会理事的工人党前党魁刘程强、主席林瑞莲和秘书长毕丹星在管理市镇会上虽有疏失,但在没有公开招标就委任新的管理代理公司一事上“出于善意”(done in good faith)。三人也没有对市镇会违反受托责任。

然而,上诉庭也同时指出,管理代理公司上任后,阿强、阿莲和阿星在监管市镇会付款方面,出现了严重疏失,包括在没有进行独立审查的情况下,准许有利益冲突者签发付款。

简单说就是:“出于善意”不代表你没有犯错。这也解答了当年诉讼案的其中一个重点:工人党是不是没有采取利益规避,让“自己人”获益?

诉讼案还在进行中,接下来上诉庭还须进一步定夺答辩人应为其失责行为做出哪些赔偿,再交由法庭审理具体赔偿金额是多少。红蚂蚁想分享的是,这个案件教会我们的三件事。

一、时间再紧迫,“公事”也不能当“私事”处理

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
(海峡时报)

这个错综复杂案件的出现,是因为2011年工党人夺下阿裕尼集选区后,阿裕尼—后港市镇会“一夜易主”,原有的管理代理公司CPG无法继续“伺候”新主,工人党三大头头被迫尽快为市镇会寻找新的管理代理公司。

阿强、阿莲和阿星于是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就委任FMSS作为新的管理代理公司。阿强当年解释说,这是为了不让居民受苦,或让垃圾堆积

悬就悬在,FMSS的负责人侯文芳与丈夫卢仲明,不但是工人党支持者,也在该市镇会担任副秘书与秘书职位。市镇会委任他们的公司,他俩就可以“自己批准、自己收钱”(ownself pay ownself),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

大家家里有急事时,都会先找自己人帮忙顶一顶。市镇会三大理事在陷入窘境时,没有公开招标而向“自己人”求助,原也无可厚非,五司也认为这“出于善意”。问题就出在,后续监管市镇会付款程序上出现严重疏失。

三名理事明知侯文芳与卢仲明是受益人,却依然准许两人有份签批市镇会付给FMSS的款项,甚至在签发支票时,也没有独立人士核实。这个严重疏失持续了至少三年,市镇会在这期间支付给FMSS超过2300万新元。

处理私事可以找“自己人”帮忙,过程中谁多占了便宜、谁捞了油水,都可以私下解决。处理“公事”,尤其是用到阿公的钱(公共资金)时,就不能以时间紧迫为由敷衍了事,否则阿公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你。

二、“出于善意”恐难以扭转命运得“善终”

In Good Faith Blog
(In Good Faith 博客截图)

阿强、阿莲和阿星在专为市镇会诉讼案而设的博客In Good Faith发文说,上诉庭裁定他们在委任管理代理公司一事上出于善意,他们对此感到欣慰。

根据市镇会法令,若市镇会理事在执行职务时秉持诚信,即使是在被市镇会起诉的情况下,理事可豁免负上个人责任。

然而五司在总结判词第499条中明确指出,三名理事在市镇会付款监管上的疏忽不是出于善意,因此不能完全豁免负上个人责任。

更何况,五司还点出,身为市镇会主席的阿莲在选择维修蓄水泵公司时,没与收费较便宜的服务商续约,导致维修水泵的费用比另外两家公司高出463%至775%。这属于失责,阿莲必须负起赔偿责任。

工人党三大头头就这样亲身给大家完美演示了,缺乏完善的市镇会监管审核机制,如何给自己惹出一身蚁。

三、弱势方即使理亏,依然能收获同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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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党主席、阿裕尼集选区议员林瑞莲(面对镜头者)9日晚上如常接见选民。她通过助理告诉记者,不愿就上诉庭裁决发表进一步看法。(联合早报)

本地各大媒体对此案的最新裁决走访了不少学者。反馈意见可整理如下:

  1. 违反受托责任所附带的损失要高于疏失(negligence),现在既裁定不再是违反受托责任而是疏失,附带的损失和赔偿金应该会较低;
  2. 阿强阿莲阿星虽避过了最糟糕的局面,却未走出困境;
  3. 最终赔偿额是多少还未判定,三人仍有被判入穷籍而丧失议席的风险;
  4. 工人党拥有一定的支持度,即使赔偿金额不在可负担范围,相信也会有其他办法筹募款项,因此三人不太可能因为破产而失去议席;
  5. 这个市镇会案的裁决,不太可能动摇选民,他们已在2020年用选票表态;
  6. 相比之下,辣玉莎撒谎门对工人党的冲击会更大一些。

在我国这个普遍同情弱者的社会里,被认为是弱势的那方一旦犯了错,最初或许会引起反感,但一般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更何况,因财务管理不当而牵扯官司的市镇会,也并非阿裕尼—后港市镇会“独一家”。

一旦出现其他事件让人们感觉弱势方又受欺负或遭针对时,人们自然就会正义感和同情心爆棚,力挺弱势方。

难怪李显龙总理在不久前的人民行动党干部大会上,要提醒党员:

“必须能够准确、有效地解释政府的立场,政策的利与弊,说服人民。同时,我们必须对反对党的政治动作,作出回应。尤其是把议题政治化、煽动情绪的言论,我们一定要积极反驳,指出他们不足的地方,不能让选民被误导。”

然而,今时今日许多价值观都出现了变化,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谁更占理,反而是谁看起来比较得理不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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