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作栋批评部长减薪是民粹主义 直言不讳或傲慢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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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8月13日 16:14
Goh Chok Tong at NDP2018
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出席今年国庆庆典时,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欢迎。(吴作栋面簿)

Good thing no cheap,cheap thing no good。

部长的百万年薪话题死灰复燃,再度引发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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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联合早报)

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在一场座谈会,回应民众建议削减部长薪金来增加福利支出时表示,这么做是民粹主义的。增加开支应当从增加收入,也就是加税着手,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

至于部长减薪,他认为现有的部长已经做出个人牺牲,放弃在私人企业的高薪加入政府。减薪不但将让潜在的人才却步,现有的薪金也可能吸引不到真正的人才。换句话说,如果不给部长加薪,政府将来只能吸引到平庸的人从政。这将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前途。

这当然都不是新观点,当年建国总理李光耀给内阁加薪后,每次辩论,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论述。2011年“分水岭”大选后,政府主动给部长减薪。但2015年的70%高票,似乎给了政府充足的信心,觉得应当重新审视这头圣牛了。

我不喜欢阴谋论。吴作栋应该不是代表政府在释放风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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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作栋在国庆庆典上举起手中的国旗。(吴作栋面簿)

他的这番言论并非主动提出,而是回应民众建议时的看法。老实说,民众的建议被他形容为民粹主义,并不为过。

按照基本会计原理,除非借贷,否则任何额外的开支必须从增加收入,或者削减其他既有的开支来平衡。假设既有开支都是必要开支(包括部长高薪),增加福利开支真的就必须通过增加收入,也就是加税来实现。这么做才有可持续性,也是负责任的做法;但政治上并非是受欢迎的做法。

这涉及两个不同却又相关联的议题。第一是部长的薪水是否合理;第二是贫富差距扩大所导致的社会不公平,以及相关的仇富心理。

正因为这种心理,容易导致情绪性的民粹主义政治现象产生。特朗普当选和脱欧公投过关,都是这种民粹主义的表现。

新加坡不可能例外。当前关于穷人申请福利面对阻力和歧视的讨论,都是围绕着这个情绪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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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窑1巷供低收入家庭居住的租赁组屋走廊上,总能见到坐在那里乘凉的居民身影。(联合早报)

相信政府非常清楚,如果处理不当,下一届大选将可能付出代价。所以第四代领导人纷纷强调要应对社会不公,特别是确保教育继续成为向上流动的管道(关于教育的辩论也能嗅到这种仇视精英的情绪)。

正因为很多人觉得日子越来越难过,或者觉得贫富差距现象让他们看不下去,所以对部长的高薪才又有怨言。如今吴作栋反而表示部长薪水太低,可能让人才不参政,所触碰的敏感神经有多少条,真是天晓得了。

这个争议性课题要理性讨论本来就不容易,再加上民粹主义情绪,更难让真理越辩越明。

说吴作栋所代表的政府立场有其道理,是因为这个道理是建立在市场逻辑上的,也就是传统所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用新加坡式英文说:“Good thing no cheap, cheap thing no good”可能还更形象一些。

只是反方会问说,从政是不是市场行为,政治是公共服务吗?用新加坡地铁的例子就很容易说明问题的本质。

作为公共交通的地铁本来就不应该用来牟利的,但是因为政府迷信市场逻辑,把地铁公司上市,让淡马锡等政府资本为主的股东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却因为过度削减维修成本,结果导致地铁大瘫痪,新加坡国际颜面全失,更构成2011年分水岭选举的民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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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正式走马上任的SMRT新总裁梁建鸿(左二)和基础建设统筹部长兼交通部长许文远(左一)今早到碧山车厂视察时向媒体承诺将提供安全可靠的地铁服务,还透露说,自己即将搬到顺福一带,因为新家除了靠近碧山地铁车厂,也方便他直接搭地铁上班。(联合早报)

同样的,住房、医疗和教育,如果都像中国一样搞产业化,采取市场逻辑,结局可想而知。

如果交通、住房、医疗和教育作为公共服务不能采取市场逻辑,作为更重要的公共服务的政治,难道就不应该避开市场逻辑吗?

探讨了理性的辩论部分,再来看看情绪的部分。政治本来就不是纯理性的活动,有道理都未必能让民众信服,更何况前面所分析的,市场逻辑用在公共服务是没道理的。社会不平等已经在威胁社会的团结了,现在是否有必要火上添油,让民怨进一步升温,让部长加薪来刺激仇富、仇视精英的扭曲心理?

尽管我不相信吴作栋是在替政府放话,政府还是有必要出来澄清一下。否则这个课题从断章取义演变为谣言四起,到时买单的还是政府。2011年殷鉴不远,可不戒慎恐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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