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国人大常委3月30日通过表决后，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正式尘埃落定。
北京和支持选改者称这些改变将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批评者则认为这是在全面掐断民主派进入体制发声的途径，无异于扼杀香港民意。
那么，这次选制改革究竟是改了些什么呢？
选改背景：民主派近年选战大有斩获
2019年，香港爆发了反修例运动。在香港民意普遍对北京和香港政府不满的情况下，民主派（泛民及本土）在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取得史无前例的压倒性胜利。
民主派趁势喊出要在原订去年9月举行，总席次70席的立法会选举中取得“35+”的口号，透过掌握立法权来制衡港府和北京。
以当时的社会氛围而言，“35+”极有可能达到。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随后以疫情为由，展延立法会选举一年。她的这项宣布毫不意外地引发民主派挞伐，认为她是“怕输”。
选举展延期间，北京和港府动作频频，先是出台香港国安法，而后香港警方大肆搜捕民主派人士，此次公布的选制改革，则时机巧妙地赶在立法会选举前落实。
改了什么？
立法会直选议席大幅缩水
选改针对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作出的大幅度“整修”，刀刀都往过去民主派较占优势的地方砍去。
根据新选制方案，立法会从原本的70席增加至90席，不过议席分配将改为“4:3:2”比例。
其中，40席由选举委员会成员出任，30席是功能组别议席，至于原本民主派较占优势的地区直选议席则从原本的35席大砍至20席。
换句话说，市民能直接投票，最能反映全港民意的地区直选议席将从过去占立法会一半的比例，大幅削减至如今的约两成。
香港回归以来，民主派和建制派在地区得票方面大致维持“六四”比，即民主派得票率约六成，建制派得票率约四成。
2016年，民主派在地区直选议席部分取得19席，建制派则取得16席。在新制下，按照上述选民光谱，民主派预计只能取得缩水的十席左右。
此外，立法会原本有六个和区议会有关的议席。随着2019年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大胜，这些原被视为民主派囊中物的议席，全数被“消失”。
在功能组别部分，由民主派控制多年的资讯科技界也从原本的个人及团体票制改为团体票制。
所谓团体票制指的是，从事该行业的一般雇员不具选民资格，因此往往只能代表该行业的小部分人，即雇主。一般认为，这对民主派不利。
另外，几个民主派原本希望在下届选举尝试夺下的组别，如饮食及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等界别，也被改为团体票。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分析，在新的游戏规则下，民主派日后最多只能取得16席，议席占比为18%。
和2016年取得30席，占比43%的表现相比，民主派的影响力将显著萎缩。
选举委员会晋升香港选制的“顶头大哥”
选改后，选举委员会地位大幅提升，除了原本推选特首的权力，该委员会亦将在立法会占有最多的40个议席，同时掌握立法会参选人的提名权。
根据新方案，选委会从原本的1200人增加至1500人，界别亦从原本的四个增加至五个，最显著的改变是“国家元素”大大增加。
在新增的第五界别中，从第四界别转入第五界别的人大、政协委员香港代表从原有的87席剧增至190席，另外110席则由全国工商联、妇联等中国“全国性组织”的香港成员瓜分。
至于原本预计可由民主派取得的117个区议会议员所占席次，也统统以区议会“去政治化”为由被全面取消，改由扑灭罪行委员会等地方组织的成员担任。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地方组织的成员都由港府委任，一般选民无从决定。也就是说，选委会中具民意基础的席次被大量削除。
部分民主派占优势的界别也难逃一劫，如医学界和卫生服务界被合并成医学及卫生服务界，成员总数从原本的60人减至30人，社会福利界亦从60人减至30人。
上述两个界别的成员在反修例抗争运动期间，多次与示威者站在同一阵线，和港府针锋相对。
参选人的三道“爱国”考验
在新制下，有意参选立法会的参选人，必须在已被改得更为“爱国”的选举委员会中从每个界别分别取得至少两人至四人的提名，才可参选。
除了提名具备难度，北京也为避免所谓“反中乱港者”参选设下三道保险。无论是参选特首、选委会或立法会，参选人都必须经过三关审查是否“爱国”。
- 由香港警方国安处审核；
- 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
-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是判定一名参选人是否足够“爱国”的最后一道关卡，任何人不得对该委员会的决定提出诉讼，也就是说其权力不受香港司法制度约束。
未来还会有多少香港人的声音？
新选举制度方案下，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中直接代表香港民意的声音将大幅被压缩，而评估参选人是否“爱国”的三道门槛，也势必导致一些民主派政党和政治人物对参选却步。
选制改革意味着建制派无需太多民意基础即可在代议制度下占尽优势。
相反的，长久以来在直接选举中占据优势的民主派，日后无论获得多大的民意背书，在体制内也终究只能担任微乎其微的角色。
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和特首选举预料将于今年底和明年3月举行，但问题是，未来香港政局还会有多少来自香港人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