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在现代职场已非常普遍，即将毕业的学生先到企业累积实战经验，有利日后找工作，表现优异者，甚至还有可能被公司“原地聘请”，成为正式员工。

新加坡已有逾40年历史的非选区议员制度，如今看来也有这么点味道：

本届国会的两个非选区议员将由反对党工人党的新人刘宇扬（34岁）和蒋佩姗（33岁）担任，他们将与10名工人党当选议员在国会并肩作战。

值得玩味的是，自1984年非选区议员制度实施以来，工人党始终对这项制度多有批评。

其中最常见的论述是非选区议员制度使反对党在大选处于劣势：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今年4月也曾公开指出，执政党不希望有民选的反对党议员，因为只有民选的反对党议员才有办法“施压并推动”政府，显示工人党反对非选区议员制度的立场未变。

但这似乎并未影响工人党将非选区议员制度作为培养党内新星的“培训营”。

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

工人党除了在1984年拒绝党员受委非选区议员，之后每届大选，只要成为“最佳输家”，总会有工人党党员坐上非选区议员的位置。

据统计，非选区制度落实后，至今受委的14名非选区议员中，工人党就占了8人，其中又有4人担任非选区议员后，成功“升级”当选议员。

这包括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她在2006年至2011年担任非选区议员，随后在2011年大选联同时任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等人赢下阿裕尼集选区，以当选议员之姿重返国会。

2011年至2015年担任非选区议员的严燕松，在2020年当选阿裕尼集选区议员。

2015年至2020年出任非选区议员的陈立峰和贝理安，则分别在2020年大选当选后港单选区议员及阿裕尼集选区议员。

从上述成功案例来看，非选区议员制度几乎可说是工人党潜力新星未来当选议员的跳板。

据亚洲新闻台引述前工人党非选区议员吴佩松的说法，他在2015年至2020年担任非选区议员期间，也曾被工人党委派到阿裕尼集选区作为未来的潜在候选人。

不过，由于他决定提早退出政坛，因此婉拒了党中央派他到该选区的任务。

据他所述，他的决定让党领袖“感到失望甚至愤怒”。

由此可见，工人党不会随便将任何人摆上非选区议员这个位置，一旦坐上，就一定要把效益极大化——将之培养成为党中大将。

回到本届国会，工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按照惯例，把本届国会的两位非选区议员——刘宇扬和蒋佩姗增补为中委，其中刘宇扬出任传媒组副主席，蒋佩姗则出任工人党青年团主席。

其中，蒋佩姗获选出任非选区议员，也符合工人党中长期的战略逻辑。

她出众的华语能力和女性身份，恰好补足工人党的两个短板：

• 缺乏能以华语流利沟通的领袖（莫忘上届大选工人党弃战华语辩论）；

• 女性议员过少。（10名当选议员中只有两位女性）。

非选区议员制度的三大红利

随着工人党已有能力在部分选区斩获佳绩，非选区议员制度或削弱选民票投反对党议员的担忧，已不再那么急迫。

反之，这项制度带来的红利，未尝不能给工人党未来开疆辟土提供更多可用之兵。

首先是非选区议员的议员光环，能大大增加政治新鲜人的曝光率，让他们有机会被“老板”选民看见。

其次，就像打电动游戏的“练等打怪”，进入国会这个修罗场可大大加速练功过程，包括打磨辩论政策的技巧，熟悉议事流程等。

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时任总理李光耀引入非选区议员制度的三大理由中，其中之一是为了“打磨行动党年轻部长及议员的辩论技巧”。

上述理由有其时代背景，独立后新加坡国会长时间一党独大，直到1981年惹耶勒南代表工人党赢得补选进入国会才有了零的突破。

不过，工人党近年来渐成气候，行动党的新人部长或议员根本不缺人“练手”。

反倒是工人党可巧妙借助非选区议员制度，好好培养该党的未来之星。

其三，非选区议员若好好利用这“实习机会”，精进能力、累积雄厚的政治资本，未来大选，未尝不可成为独当一面的一方大将，出战单选区游刃有余，挑战集选区也能有领军架势。

如此一来，工人党未来大选的排兵布阵就能更有余裕，进可调派卸任非选区议员出战焦点战区，退可安排他们留守堡垒区，接替退役前辈。

无论如何，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以非选区议员之姿进入国会，虽可迎来更多镁光灯，但这也意味着好事坏事，皆无所遁形。

若议政风格不获选民青睐，说不定还会弄巧反拙。

上届国会获得两个非选区议席的前进党便是前车之鉴。

该党两位非选区议员梁文辉和潘群勤在本届大选的成绩不进反退。

虽说前进党得票率比上届惨淡的原因，可能包括选区划分及新总理效应等因素，但梁文辉极具争议性的问政风格，却也很难让人排除，选民是否也对其争议言行投下了不信任票。

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

第15届国会将于9月5日开幕，究竟是练等打怪，还是让政治生涯更快Game Over？就看刘宇扬和蒋佩姗这两位新人如何在这个舞台上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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