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油厂发生炸弹袭击、渡轮遭骑劫，船员成为人质，经过八天谈判才获释放，恐怖分子在新加坡官员的陪同下飞往科威特......
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50年的今天发生在新加坡南部毛广岛（Pulau Bukom）的一起恐怖袭击。
1974年1月31日，四名武装的日本赤军乘快艇潜入毛广岛，炸了三个储油库，还准备炸掉岛上的炼油设施。
这起事件当时不仅震惊了新加坡，也轰动了全世界。
四名恐怖分子包括两名属于日本赤军的日本人和两名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成员，他们以日本赤军的名义行动。
他们最终虽然因船只搁浅而无法得逞，却在逃走时骑劫了炼油公司的 “拉裕号”（Laju）载客渡轮，挟持船上三名船员为人质，另有两名船员躲在船舱下，没被发现。
这两人当晚跳海逃走，骑劫者挟持其余三名人质在新加坡海面与我国军警僵持。
他们指责炼油厂为美国扶持的南越西贡政权提供燃油，因此企图炸毁毛广岛上的炼油库，并通过一张字条传达这个信息。
赤军当时提出的条件是：提供一架飞机送他们到科威特，日本驻新加坡大使必须当作人质随行，否则炸毁渡轮，与人质同归于尽。
新加坡行动小组与日本大使馆合作，与骑劫者谈判。双方僵持不下，直到第7天，当一批游击分子占据科威特日本大使馆后，情势才急转直下，日本政府立刻同意派飞机前来载送骑劫者到科威特。
日航飞机抵新后，赤军分子才释放三名人质，并在2月8日凌晨，与日本大使鱼本藤吉郎和13名新加坡官员乘搭日本航空公司专机，从巴耶利峇机场飞往科威特。
新加坡官员以纳丹（时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后来担任总统）为首，还有当时担任水上警署署长、后来升任警察总监的郑大峇。
飞往科威特的航班虽然只有10小时，对机上的新加坡官员来说，仍然十分凶险。
李显龙总理在2016年纳丹的国葬仪式上宣读悼词时指出，纳丹和另外12名官员虽是“陪同”恐怖分子到科威特，实际上却是人质。
郑大峇在悼词中回忆道，尽管面临生死关头，纳丹仍处变不惊，甚至开始盘算如何保障全体人员的安全：
“纳丹当时（飞行途中）叫我去跟骑劫者说说话，交流交流。骑劫者也以为纳丹只是想话家常……纳丹的目的是跟他们建立互信。他过后对他们说‘是这样的，新加坡已经兑现承诺，争取最好的结局。所以抵达（科威特）后你们能否告诉你们的同伴，请他们也兑现他们的诺言。’可见当时虽然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他已经在布局了。”
同在机上的新加坡官员萨拉·汀（Saraj Din）则在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时忆述，飞机在科威特降落后，机上的新加坡官员被令下机，乘坐科威特当局预备好的车辆。纳丹由于担心骑劫者会坚持要新加坡官员再度上机，从自己预备的现金中给予每名官员100美元，让他们以购物为由，四下散开。
当天傍晚，全体新加坡官员搭乘科威特航空班机抵达巴林，然后在隔天（2月9日）乘搭新加坡航空班机安全回返新加坡，事件才告一段落。
这起事故促使新加坡警察部队在1984年设立谈判团队，并在2002年重组升格成为危机谈判组。
萨拉·汀也透露，拉裕事件过后，内安局增加资源，以更好地应对类似情况。更常依赖直觉和机智的内安局官员则获得更好的体能训练，也必须紧跟本区域的地缘政治课题。
新加坡难免遭国际事件波及
骑劫拉裕号的恐怖分子声称来自日本赤军，这又是个怎样的组织？
它成立于1969年，活跃于70至80年代，曾经发动过多起恐怖行动。
1960年代日本左翼学生运动兴起，一部分激进分子认为合法斗争无法实现“革命”目标，于是组成武装的“联合赤军”，走向暴力抗争的道路。
部分赤军到中东开展“世界革命”，在那里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的激进分子取得联系，共同开展恐怖活动。
日本赤军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各自的目标虽然跟新加坡没有直接关系，但美国在本区域扮演的角色，以及西方跨国公司入驻新加坡，都是间接导致拉裕事件发生的诱因。
50年前的拉裕事件，和最近发生的红海危机，都提醒我们新加坡分分钟可能受到国际事件波及。避免类似事件重演，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