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没兴趣、生育难、约会能力下降 年轻人怎么了?
是社会问题,也是医学问题
新加坡以治理能力闻名于世,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难倒新加坡政府。
不是吗?60年来,新加坡闯过一个难关又一个难关,而且难关过后,好像充满电一样,又爆发新一波冲刺力。
但就像一个武功高强的人,身上还是存在软肋。
新加坡的软肋就是,国人生育不振,人口替代率已跌破1,2023年是0.97,2024年保持旧纪录,可以挤入全世界前三名。
这个警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以为反正想移民来新加坡的外国人多的是,新加坡生育率不断降低,人口却不断增长。
政府不断提醒我们,新加坡生育率无法达到替代率,在哪一年就要变成超老龄化社会。但政府没有告诉我们,到了哪一年,新加坡本地出生的人口跟外来填补的人口数目打成平手,又到了哪一年,外来人口比土生土长的人口还多。
当然,懂得统计学的人一看人口数据,掐指一算,就可以算出来。普通人也可以凭观感察觉到,我们周围的外来人越来愈多。
但是这样的观感还不足以警惕年轻人,他们若觉得这样的社会发展趋势令他们感到不安,就应该尽一分力气,发一分光。
英兰妮:生育能力没有太多讨论
协助管理国家人口的总理公署部长英兰妮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说,政府一路来都更专注于如何帮助有孩子的夫妇应付压力,生育能力(fertility)是个相对没有太多谈论的问题。
生育能力是个关键词,年轻一代不愿意生育难道才是问题的源头?若是,则兹事体大。
年轻一代在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之下长大,为何生育能力反令人担忧?
除了生育能力,还有所谓的“约会问题”,难道年轻人的“约会能力”也比不上他们的上一代?
政府一路来都更专注于如何帮助有孩子的夫妇应付压力,生育能力是个相对没有太多谈论的问题。”
英兰妮似乎已经肯定年轻一代的生育能力也在下降,这是个社会问题更是医学问题。
寻求人工受孕的夫妇也许在增加中,这个群体又面对什么实际问题,政府的鼓励、奖励都必须更有针对性。寻求人工受孕的年轻夫妇必须负担更重的医药费,在工作上也面对新的问题,他们的处境应该得到雇主的谅解。
英兰妮说:
雇主如何对待那些正在接受生育治疗的员工,这涉及的不完全是病假。比如妻子正在接受试管婴儿(IVF) 治疗,丈夫希望请假支持她,雇主也可能会不理解。 ”
对缺乏同样经历的雇主来说,他们对接受人工受孕的夫妇所面对的问题一无所知,也就无法以同理心去给雇员更大的方便。
目前,在公共医疗机构接受辅助受孕疗程的夫妻可获政府75%的共同资助,他们也可动用部分保健储蓄。
英兰妮指出,除了政府的支持,职场也是一个重要环节。
年轻人忘了怎么拍拖?
此外,年轻一代的约会能力也出了偏差。
我在与年轻人和经营约会业务者的交谈中发现,年轻一代似乎不太自信,也不太擅长建立联系和互动。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在寻求有意义的接触。这可能就是互联网一代的特点。”
英兰妮的说法令人感到意外。
互联网事实是应该为人与人之间打开更多认识和沟通的渠道,尤其是年轻一代大多活跃于社交媒体,男女之间如果有仰慕的对象便会在网上特别关注对方的喜恶与动向,而布下追求攻略。
但想象归想象,现实归现实。互联网打开了认识外面世界的窗口,也可能造成一个人生活于网上世界,而变得更加孤僻,拒绝社交。
她认为政府“可以做的”和“可能有所帮助的”,是创造社交机会。
人们接下来如何利用这些机会,就必须由他们自行决定了。”
政府做“月下老人”少说也做了30年,成绩虽不佳,但也不能放弃,新一代年轻人的性格取向在不断改变中,政府的月老手法也必须不断翻新。
此外,越来愈多年轻人宁可养狗,把宠物当孩子,这一群年轻人视结婚生育为过时的价值观,这才更叫父母伤心政府头痛。
政府鼓励生育政策面对多重挑战,多源头的问题需要多管道的应对,父母与政府的苦口婆心,年轻一代听得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