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国大学院（Yale-NUS College）自2013年开始为新加坡学生提供跨学科的博雅教育，强调批判性思维与小班讨论。

然而，国大却在2021年8月宣布该书院将于2025年关闭，并与国大博学计划合并为“国大学院”。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引起许多学生和校友的不满，批评校方的沟通和处理方式不够透明。当时还有人发起网上请愿反对这项计划。

这个月，随着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学院也正式“谢幕”。原以为上述争议已尘埃落定，没想到却因一批“被遗弃的书”再度成为公众话题。

有学生昨天下午（5月20日）发现耶鲁-国大学院图书馆门外，堆放着约有六七十袋几乎全新的书籍准备送去回收，认为这些好好的书籍怎可以就这样送去回收厂报废销毁？

多名在籍学生、校友还有公众纷纷对此表达不满，还发起请愿书，要求国大说明，被丢弃的书籍数量和总价值各是多少？其中有多少百分比成功被回收或召回？

争议一：明明有这么长时间处理书籍，为何要走上“回收”之路？

据《亚洲新闻台》报道，该校的李姓学生（24岁）事发时就在现场，图书馆管理员告诉他，国大法学院与校园基础设施管理部门，给予的清理期限非常短，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丢弃这些书籍。

另一个学生谢子毅（24岁）则告诉《联合早报》，当时有学生尝试拿走一袋书本，却被校方管理层制止。他听朋友转述，图书馆管理员解释书本会送去回收是因书本贴有无线射频识别（RFID）贴纸，有安全隐患，且负责部门没有时间和人手一一拆掉这些标签。

耶鲁—国大学院图书馆目前由国大图书馆管理。馆长彭丽珊副教授今天在给予学生一个说法时解释，大学一般在处理图书馆书籍时，会把多余的书本送到其他图书馆或赠送给教员，有时也会赠送给学生。无人领取的书则会送去回收，这与一般图书馆的处理方式一致。

彭丽珊说，这次在处理耶鲁—国大学院图书馆藏书时，一大部分的书已转交给国大其他图书馆。多余的书只供教员领取，没开放给学生。

校方后来得知许多学生对这些书籍感兴趣，按理大学一般会同意学生的要求，然而校方这次没做到，她为“运作上的失误”道歉。

既然耶鲁—国大学院早在2021年就宣布关闭，有长达四年的时间可以慢慢计划如何处理书籍，为何还会出现这种“运作上的失误”？

更何况，无论是组织书籍赠送活动，还是召集人手拆除无线射频识别标签，都是可行且不复杂的操作，校方为何没有及早规划，只以‘没有时间’搪塞？

谢子毅说，学院关闭之际，学生们有个房间，让他们把不要的东西放到里头，供有需要者领取。约两天前，学生还自发把没有人认领的物品和书本送到救世军捐赠物收集站等。

至于无线射频识别拆除，谢子毅也说：

争议二：把书籍送去回收厂报废销毁，真的是最后步骤？

工人党议员林志蔚（盛港集选区）也针对“丢书”一事在脸书发表自己的看法。

红蚂蚁算不上是爱书之人，但从小也被灌输要爱护书籍的观念。正因如此，几乎从未丢弃过书籍。除了教科书和实在残旧破损的书以外，其余的总会想方设法送出去，或摆上网拍卖、或发到各类脸书群“求包养”，甚至放到组屋楼下的社区图书角落。

相信许多人也有同样的想法：眼见完好无缺的书本被扔进垃圾桶，是件难以接受的事。

这也引出了公众的疑问：当高校图书馆进行馆藏汰换时，为什么只限于校内调配、教员或学生认领？为什么不能更进一步，将多余书籍捐赠给社区、送往图书资源稀缺的发展中国家？

红蚂蚁当然也明白，将书籍“捐给有需要的人”听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却远比想象中复杂。

现实中，图书馆可能面临不少执行层面的限制与制度挑战，例如：物流与运输成本过高、没有完善的国际捐赠机制、缺乏稳定的合作对象、行政资源有限，难以长期维持这类计划等等。

相比之下，采用“校内调配 → 教职认领 → 回收处理”这一流程，在有限成本与管理能力之下，是一种更为可控的现实选择。

国大也向媒体证实，20日确实发出指令暂停回收，但原计划交给回收公司处理的约9000本书中，已有500本报废了，剩下的8500本书还留在学校内。

请勿错过我们的更新内容与资讯。
加入我们吧！

想分享你的文章？

请电邮: antseditorial@redants.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