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在许多新加坡家庭中，这样的画面并不陌生：

餐桌上低头刷短视频的已不再只是年轻人。越来越多长辈同样放不下手机，甚至在家庭聚会愈发沉默少言，双眼紧盯屏幕。

类似的场景也出现在红蚂蚁家庭里。

红蚂蚁的家婆几乎每天都会看直播买衣服，对主播的推荐如数家珍；家公沉迷于短剧，一集接一集难以停下；而母亲则每天戴着老花眼镜，沉浸在网络小说的世界，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

可以说，年长者在网络世界里的“存在感”并不逊于年轻人，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投入。

事实上，年长者对手机的使用，早已超越了基本的通讯与生活功能。他们刷短视频、看YouTube、网购、玩游戏，也学习烹饪、养生等新技能。

对不少退休人士而言，每天花两三小时在手机上已是常态，有时甚至更长时间。

久而久之，手机不再只是消磨时间的工具，而逐渐演变为填补生活空白的“全天候陪伴”。

当下，许多国家都担忧数字科技会影响青少年。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曾提出“焦虑的一代”，指出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正在侵蚀年轻人的成长。

自2026年1月起，新加坡教育部已全面禁止中学生在校期间（包括上课、下课及课后活动）使用智能手机和手表。该政策旨在减少数位干扰、提升课堂专注力，并鼓励学生进行面对面社交。

澳大利亚则在2025年12月10日正式带头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全球一些国家，例如印尼、马来西亚和英国等，也计划效仿澳洲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然而，新加坡对于“网瘾老人”可能增多的问题，目前仍未有相关应对措施。

孤独、数码化与“错失恐惧”

当手机使用从频繁走向依赖，年长者为何容易陷入其中？

首先，是孤独与时间的空缺。退休后，生活节奏骤然放缓，子女上班、孙子上学，白天往往独处，缺乏稳定的社交与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手机自然“趁虚而入”，既能解闷又能让时间感觉“过得更快”。

其次，是新加坡高度数码化的推动。许多日常事务目前已转移至线上：预约看病、缴费、查询交通、处理政府服务等，都离不开手机。对年长者而言，学习使用手机不仅是娱乐选择，更是维持生活独立、避免被社会节奏抛下的必要能力。

第三，是一种隐形焦虑“错失恐惧”（FOMO）。当新闻、资讯乃至家庭互动都通过网络进行时，年长者同样会担心自己“跟不上时代”。借助手机，他们得以了解社会动态、参与群聊、接收信息，从而维持与外界的连接感，避免被边缘化。

此外，平台的算法机制也在无形中放大这种依赖。短视频与社交媒体会根据用户兴趣不断推送内容，让人越看越停不下来。

对于刚接触数码世界的年长者而言，这种高频、直观、低门槛的内容尤具吸引力，也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上瘾”。

一边鼓励数码化，一边担心其代价

不可否认，新加坡长期推动年长者数码化，确实带来了诸多益处。智能手机让他们的生活更为便利与自主。

日常事务可以随时处理，与家人的联系更加紧密，甚至还能通过线上课程不断学习新知识。

适度接触数码世界，也有助于维持思维活跃、调节情绪，让晚年生活更显充实与多彩。

然而，随着使用的深入，一些隐忧也逐渐浮出水面。最直观的，是身体层面的负担。

长时间注视屏幕容易引发眼睛疲劳、头痛，甚至影响睡眠与颈椎状况，而这些问题在老年群体中往往更为明显。

与此同时，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悄然影响着人际关系。线上娱乐占据更多时间后，面对面的交流有所减少，一些老人在家庭聚会中变得安静，人与人之间似乎多了一层看不见的距离。

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在网络环境中的缺乏警惕性。由于对信息真伪的辨识能力有限，不少年长者更容易受到虚假宣传或诈骗手段的诱导，从而蒙受损失。

而在长期依赖之下，部分人一旦离开手机，便会感到无所适从甚至焦虑，这种近似依附的状态，虽未必被界定为成瘾，却已显露出类似的倾向。

于是，社会在积极推动年长者融入数码生活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由此带来的种种副作用，甚至担忧科技反过来塑造甚至限制他们的生活方式。

每一代人都在学习如何与科技相处，“网瘾老人”并非孤立的个体。

对新加坡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或许不是让更多年长者学会使用手机，而是他们能否在高度数码化的环境中，依然维持健康的生活节奏，以及与现实世界之间真实而有温度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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