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全国约14%的家庭总财富；

• 如果进一步将范围扩大至全国最富有的5%家庭，则合计拥有约33%的财富。　　

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萧振祥今日（25日）在国会针对工人党议员严燕松的提问，作出了上述答复。

这是政府继今年2月初发布《新加坡收入增长、不平等和社会流动趋势》报告后，进一步披露新加坡家庭平均财富水平的细节。

人们难免好奇，这些数字背后，是否揭示新加坡贫富差距正在扩大？

2月初的那份报告，似乎尝试打消这种担忧。

报告以实际数据强调，新加坡在维持社会流动性方面，依然表现出色：

但另一边厢，相关数据也透露出隐患，超过两成来自最低收入20%家庭的子女无法摆脱最低收入处境，且这一比率有缓步上升的趋势。

• 在1978年至1982年出生的梯队（44岁至48岁）中，有24.2%无法摆脱最低收入的困境；

• 到了1982年至1986年出生梯队（40岁至44岁），这一比率增加至25.1%；

• 若用1985年至1989年出生梯队（41岁至37岁）的维度来看，比率则进一步上升至25.3%。

这难免令人担忧，再怎么努力，却始终徒劳无功的无力感，是否会渐渐在本地社会，尤其是支撑国家未来发展的年轻群体中蔓延？

当局并未粉饰太平，坦言新加坡的代际社会流动已出现放缓迹象。

持平而论，这是非战之罪。

新加坡经济日趋成熟，整体收入大幅提高。

早年曾在贫困生活打滚的老一辈，或许会对如今的丰衣足食心存感激，但对更年轻一带人而言，良好的生活品质只是“低标”，是他们成长过程的日常。

起点的不同，对何谓更好生活的定义，自然也有所差异。

但求好是人性，有了组屋，便会梦想住公寓，住了公寓，自然也期望升级到有地住宅。

翻转阶级越来越难了？

从现实层面来看，在今天的新加坡，单靠努力实现翻转阶级的难度，远比建国初期或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来得更高。

普通人的地板（整体财富、工作收入及生活品质）提高了，但和天花板的距离并未随之缩减，反倒在绝对资源的落差下加速扩大。

更富裕的家庭，能给下一代投入更多教育资源，让他们赢在起跑点。

资产升值的速度，会扩大富人与普通人的财富差距。

100万新元和1万新元，即使收益率同是5%，前者钱滚钱变成105万新元，后者却只有1万零500新元。

两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容错空间也不在同一档次。

富人投资失败，快速反弹、东山再起未必是难事，但对普通中低收入者而言，一次打击，就足以使人生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值得一提的是，财政部的数据也显示，房地产在本地家庭财富所占的比重非常高。

资产最低的20%家庭中，房地产占这类家庭财富的54%，在最高的20%家庭中，则占58%。

但房地产对两者的意义恐怕大不相同。

富裕家庭的房地产除了自住，更可能具备投资的功能，以衍生更多财富。

相较之下，中低收入家庭的房地产，则更多是自住房子，并非随时“可割可弃”的生财工具。

比较是相对的，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即使比过去来得优渥，但在比较对象（富裕家庭）财富提升更快的情况下，相对剥夺感仍难免产生。

人们心理对痛苦感知更敏感的特性，更可能进一步加重这种“再努力也徒劳”的印象。

冠病疫情后的通货膨胀浪潮，使物价上涨几乎成了众口一致的抱怨主轴。

尽管近几年本地居民的月薪中位数考虑通胀因素后，已恢复实质增长，但这种“生活难过”的印记，似乎亦越来越难抹除。

也要避免陷入“不努力会很轻松”的“懒汉”陷阱

随着新加坡跻身成熟经济体之列，社会流动性开始出现停滞，如何避免社会上出现“努力也徒劳”的负面情绪，将是不小的挑战。

一方面，人们对社会流动的期待须合理调适，政策制定者亦有必要让国人对个人生活品质及负担能力的提升更加“有感”。

另一方面，部分政策是否调整，以确保向上流动的大门仍向中低收入家庭开启，将是不得不应对的艰难课题。

这一过程中，势必频繁出现是否针对更富有家庭课取财富税，以让经济果实更公平分配的讨论。

然而，过度左倾的社会重分配，也可能导致我国陷入“高福利养懒汉”的陷阱，打击资本信心，抑制市场活力。

因此，历经风雨的新加坡，将再次来到必须审慎权衡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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