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10月5日在直播节目再度论及台湾主权，坦承“祖先来自中国”，却强调语言、宗教、文化、血缘均非国家要件；他语锋一转，提到诈骗问题时，强调台湾治安在亚洲仅次于有鞭刑的新加坡。（大约在以下视频3分15秒的时候）

新加坡躺着中枪，在这里还没有引起激烈的反应，在台蓝绿之间却已经引发不小的争论，亲蓝媒体也加入口诛笔伐。国民党立委洪孟楷不客气，指徐这番言论非常不恰当。

洪孟楷痛批，徐国勇自己当过内政部长，台湾诈骗案居高不下，徐国勇怎么还可以沾沾自喜说台湾治安好？

何必扯到民主或不民主？

新加坡被诈骗金额只有台湾的四分一，尽管如此，新加坡仍通过法律要将鞭刑适用于诈骗犯。反观台湾司法总是轻放诈骗分子，到底还要纵容诈骗集团多久？

此外，从一些台湾电视媒体所作的街头访问来看，支持新加坡用鞭刑对付诈骗分子的人不少，也很少人把这个事情当作民主或不民主的问题。

诈骗案日趋严重，社会上人人自危，台湾这个争论，更反映出政界和民间的忧虑以及对政府保护人民不力的不满。

新加坡去年诈骗损失金额创新高，同比增加七成至11亿多元。我们不须要拿台湾来相比，不能以为别人比我们更严重，我们就自我安慰而不作为。况且，两地人口规模大不同，很难相比。

新加坡国会日前三读通过《刑事法（杂项修正）法案》，诈骗相关罪犯今后将面临更重刑罚，包括鞭刑。其中，提供SIM卡或Singpass资料给不法分子用于诈骗的人，一旦定罪，可被判最多12下鞭刑。

内政部这次修法旨在加重刑罚，重点打击与遏止诈骗行为。这反映出本地诈骗情况持续严峻，我们若再束手无策，就要影响新加坡一向的治安良好，政府执法能力顶呱呱的国际形象。

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11月4日在国会提呈这项法案二读，共有11名朝野议员参与辩论。好些议员聚焦刑罚的比例原则，尤其是鞭刑的考量。

根据法案，诈骗罪犯、团伙成员，以及招募者，将面对最长五年到最长10年不等的刑期，以及至少六下、最多24下的强制鞭刑。

裕廊中区议员谢曜全把诈骗对社会的伤害跟毒品相提并论，他认为法案对部分诈骗分子的刑罚仍偏轻，建议刑度应与毒品罪行看齐。

例如，诈骗主谋的刑罚可提高至最低10年监禁和六下鞭刑，最高30年或终身监禁，另加15下鞭刑；诈骗集团成员及招募者则应加重至最低五年监禁与六下鞭刑，最高20年监禁与15下鞭刑。

诈骗比贩毒网络更防不胜防

诈骗已是一项公害，这是毋庸置疑。而贩毒问题则是受到管控，相对而言，新加坡防范毒品的网络严密，死刑对贩毒活动起了很大的阻吓作用。西方一些人权组织也经常对新加坡的死刑、鞭刑说三道四，他们刻意忽略人们免受毒品的危害也是一种人权。

而诈骗分子是看不见的敌人，他们通过数码网络和资信科技建立起来的诈骗犯罪圈，比贩毒网络更加防不胜防，不管是知识分子或是大爷大婶，坐在家里随时可能落入诈骗圈套。

诈骗集团在某种程度上比纯贩毒集团更可恶，因为贩毒、非法赌博、拐带人口也是诈骗集团的“核心业务”，用鞭刑对付他们，是人心所向。

但是，真正的诈骗集团首领往往逍遥法外，他们若落入我国手中，施予死刑也不为过，就像我们严惩毒贩一样。

中国法院11月4日针对在缅北建立诈骗王国的白家犯罪集团案做出一审宣判，包括首要分子之一白所成在内的五人被判处死刑，令人拍手称快。

加强刑罚治理诈骗问题非关民主或人权。执法有效，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保障，人们生活得有安全感，不就是讲民主、讲人权的终极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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