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校园霸凌事件近年来越加严重，不但构成心理灾难的一种形式，也凸显了韧性为反霸凌教育核心能力的重要性。

恰好今年世界心理健康日（10月10日）的主题是灾难与紧急情况下的心理健康。此主题最初的出发点来源于战争和大型灾难，例如：乌克兰战争、加沙冲突、台风、地震等创伤性事件。

虽然这些事件看似和新加坡没有直接关系，但台湾的中华心理卫生协会却重新诠释并调整主题为“灾难、逆境下的心理健康与韧性”，强调心理韧性与逆境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去了解并尝试解决校园霸凌带来的心理影响。

打破霸凌的恶性循环

霸凌不单单是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突发性事件，实际上它是权力失衡（power imbalance）和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的一种恶性循环。

当加害者因群体优势或人气地位而得到操纵和孤立他人的优势时，他们便拥有了支配他人心理和行为空间的主导权。

这种权力的失衡会通过旁观者的沉默而持续扩大。

例如，袖手旁观的同学或校方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都有可能会让受害者陷入心理上的困境。

在无数次负面事件后，自然而然就形成“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能改变结果”的负面信念，并转化成心理麻木的适应机制。

这种无助感容易导致受害者退缩和产生逆来顺受的心理，并以“软柿子”的形态再次成为霸凌的目标。

由此可见，霸凌不是罪责任何一方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多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学校是反霸凌教育的关键场域

学校是霸凌发生的主要场域，也是防止霸凌、建立心理韧性的关键系统。

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就是学校无意间所促成的类暴力（Quasi-bullying）事件，例如公开羞辱（Public humiliation）或反复性精神压力（Repeated Psychological Pressure）。

这些类暴力事件虽然不是有意的霸凌，但就体验而言，对心理敏感的学生来说，后果可以比霸凌更严重。这也是为什么学校鞭刑一直受到很大的争议，而学校处理未证实的不当行为时，也必须非常谨慎。

公开羞辱并不能减少加害者从受害者身上得到的奖励，反而可能强化他们的“支配感”，被视作对其权力的认可。

以反复性精神压力（如：短时间要求学生在多位成人面前接受不间断的质问或当众搜书包）来解决学校证实的不当行为，也容易触发习得性无助的心理机制。轻则对学生心理健康造成长期负面影响，重则会让学生感到绝望并走上轻生的不归路。

除了检讨学校的类暴力事件，学校也有义务推行反霸凌教育。毕竟霸凌行为并不是简单的握手言和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学校更应该去尽力评估校园的霸凌和类霸凌的状况，并调用适合的心理健康资源（例如学校的心理辅导员和学生互助领袖）去弥补制度的缺口。

此外，学校也必须以身作则，以公正公平的态度维护每个学生的权益。

关键在于帮学生提升心理韧性

更重要是，反霸凌教育必须帮助学生在面对压力和挫折时提升心理韧性，为其未来在社会和职业生活中的逆境应对能力奠定基础。

例如，一个面对霸凌的学生可能觉得自己有错才会被欺负，并因此贬低和否定自我价值。学校可以通过个别心理辅导帮助学生处理复杂的情绪和重建自我认知，并通过增强学生对霸凌的识别来防止旁观者沉默效应（Bystander effect）和霸凌行为的恶化。

受害者可以从经历中找到意义，并帮助其他感到无助但无法发声的同学。从受害者蜕变成一个有社会责任、同理心和赋予他人重生力量的人并非难事，这实质上更像是勇气的展现。

正如霸凌源于权力失衡和结构性不公，受害者的蜕变则是对这种不平衡的自然反向回应。

我们在解决学校霸凌的关键其实不在于处理方式的多样化或如何让加害者受到严厉的惩罚，而是从最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关注受害者的心理安全与发展潜力，让他们能够有勇气将创伤经历转化为力量与责任感。

纳尔逊·曼德拉就曾说过：

正是这种勇气，使受害者能够直视创伤、承担责任，并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积累力量，打破霸凌带来的无力感和结构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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