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庆生，不庆死；我们热烈迎生（新生命），却往往在孤寂，甚至是极大恐惧失措中走向生命的终结。

死亡——犹如不曾彩排的单程旅程，绝决而悲怆。

或许面对死亡可以有另一种态度？

或者换一种更坦然，更有备而来的情绪，来面对生死的大自然定律？

日前，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发布的研究，正反映出本地死亡教育或哀伤教育的缺失，正有待各方面多多谈论、思考和加强。

数据显示，不超过三分之一的公众知道怎样照护临终者。不足三分之一公众知道怎么运用医疗体系照护临终者，只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了解居家临终的相关法规。

根据理事会的数据，新加坡死亡素养（Death literacy）指数为5.66。这在在揭示临终知识与技能上的缺口，对于家庭、社会和照护体系影响深远，不容忽视。

死亡素养或是死亡职能，被定义为一种知识和技能，使人能了解和采取生命终结时的照护方案。

一般认为，如果不曾讨论死亡议题，一旦遇到亲人离世，就不可能应对事件帶來的冲击，这也正是将死亡议题正常化的目的。

不可否认，在亚洲社会，甚至在经济发达的新加坡，公开讨论死亡还是不容易被接受，在亲人之间更是难于启齿。

大多数人抱持的态度是：死就死，到时候就知道怎么办。

然而，死亡最可怕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到，或者以什么形式出现，甚或是死亡（因患病而失去自理能力）的过程不是一瞬间，而是漫长且痛苦。

观念的改变需要过程，如果不开启改变的模式，死亡始终是个生命的盲盒，一个令人措手不及的盲盒。

有鉴于此，慈怀理事会将于2026年前推出计划，让家庭医生接受治疗培训，提升他们对患者的临终关怀能力。

目前家庭医生等基层医疗护理提供者，将可通过“社区慈怀疗护网络”（Community Palliative Care Network，简称ComPaC），直接联系慈怀疗护专员，加强病患与医生之间的沟通。

尤其是新加坡社会逐渐老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很快将超过五分之一。笔者相信相应的教育可能更适合在年长年龄层开展或普及化。慈怀理事会的调查数据来自对1000名国人的评估。

临终关怀受惠者

如果检视我国的临终服务，新加坡已经有很完善和多元的架构，临终护理服务除了有专门的临终医院，各大医院和疗养院都设置部门，有专业医护人员提供服务。

事实上，本地大部分临终病患都希望在自己熟悉的住家环境中走完最后一程。

数据显示，在医院过世的病患比率已从2022年至2023年的62.5%，降至2024年的59.8%。

换句话说，有更多病患有条件在家中离世。

今年2月底癌症离世的先母就在离开医院那一刻，在家中护疗两个月到生命终结。

这个决定主要来自 HCA 慈怀护理给予的支援。它不仅是新加坡首家独立且专注于提供慈怀疗护的机构，更是国内最大的居家慈怀疗护服务提供者。

这也是笔者第一次体验家人在家中病逝，过往都是在医院，感受非常不一样。

死亡，忽然变得很亲密，也很直接，但是我一点都没有恐惧。

就在我必须压抑眼泪，镇定地拨打电话给家庭医生来鉴定先母已死亡，我知道我已经永远失去我最爱的母亲。那一刻，死亡并不是医院的事，而是家人的事。

首先能满足先母的要求，其二是HCA态度专业，更是细心入微的兑现对病患的承诺，教人欣慰和感激。

在家属过世后，慈怀机构也会通过函件跟进家属痛失亲人的精神状况，呼吁他们一但有需求就能配对相关的服务机构，例如辅导等等。

社会死亡现象的联想

想象一下，逝者本身可能彻底忽略死亡前，或濒临死亡的种种征兆，而无法自救或求救。

而周边的人，包括家人、朋友或邻居，也可能因此毫无警觉性，无法预示死亡已经在身边悄悄降临，最后不得不以恶臭熏天的方式被发现。

事实上，这类报道每次都像是一次心灵和视觉风暴，令人扼腕和唏嘘；内心总不免思考难道这一切都无法避免，一定要以这种方式收场？

不容否认，不管是家中，身旁有亲人或朋友离世，或者报上刊登的死亡意外或孤独死事件，死亡总会以不同程度和方式打击我们或触动心灵。

往往在年轻一些的人身上，甚至可能影响往后的身心发展、带来难以磨灭的伤害。

越早认知我们对死亡素养的不足，作出积极对策，善用社会提供的资源，越能从容面对生命的无常和残酷，对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也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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