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及组屋“老龄化”，是新加坡这个60岁的年轻国家即将迎来的两大挑战。

昨日（29日）发布的《2025年人口简报》显示，新加坡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已经加速。

65岁及以上新加坡公民的比率，从10年前的13.1%，增加至截至今年6月的20.7%，距离联合国定义的超老龄化社会（至少21%人口在65岁及以上）仅有一步之遥。

此外，80岁及以上的公民人数同期更上涨了60%。

2026年，新加坡正式迈入超老龄化社会，已经是板上钉钉。

社会未来势必得围绕这一课题展开严谨的讨论。

首先是资源的分配。

当国家人口“不再年轻”，更多的资源，如国家财政预算将有更大比率，须逐渐往应对超老龄化社会的方向倾斜。

这包括加强医疗体系、健全退休制度，以及兴建更多为年长者而设的基础设施，包括住房、交通及社区。

过程中，如何达成整体社会共识，共同承担并接受部分资源转向可能引发的排挤效应，是极为重要的对话。

其次，是无可避免，却又永远充满争议的移民课题。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直接冲击，是劳动力的萎缩。

根据《人口简报》，我国的工作年龄人口（20岁至64岁）比率2015年的64.5%，下滑至今年的59.8%。

能够为年长者提供经济支持的工作年龄人口减少，意味着新加坡的老年人抚养比进一步滑落，劳动力也将陷入紧缩。

为维持经济获利，新加坡必须引入外来人力，包括新移民来补充劳动队伍。

国务资政李显龙及总理黄循财今年已先后针对这一问题打预防针。

李显龙今年3月指出，新加坡需要新移民来补充劳动力、增加人口、推动经济增长，以及为新加坡社会和经济注入活力。

黄循财上个月也强调，新加坡必须继续保持开放，吸引愿意融入本地社会的新移民。

无可否认，移民课题永远都是烫手山芋，如何确保国人在过程中持续感到获得公平对待，避免排外情绪的滋生，以及说服国人敞开心胸，接纳那些愿意努力融入我国社会的新移民，都是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

其三，如何提高惨不忍睹的生育率？

前文提到，新加坡的工作年龄人口占比持续萎缩，这意味着年轻人的养老负担随之加重，进而导致他们出于经济考量，而更不愿养儿育女。

这又将进一步加剧低生育率问题。

单靠外来人力补充劳动队伍，治标不治本。

政府终究必须持续推行提高生育率的工作，和适龄生育群体扩大对话，了解他们的担忧，并继续推出对症下药的政策，鼓励犹豫不决的人们踏出组织家庭及生育的重要一步。

组屋“老龄化”

和人口问题紧密相关的，还有组屋的“老龄化”。

接下来数十年，新加坡将陆续有大批组屋迈向99年屋契的终点，尤其是大量集中在1970年代至1990年代建设的组屋。

政府已表明，将在本届任期内为自愿提早重建计划（VERS）制定实施框架。

VERS将会是应对组屋“老龄化”的主要政策工具。

如何避免VERS出现“彩票效应”，即被视为创造财富的工具，是各界关注的重点。

与此同时，与料将走入历史的“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SERS）不同，作为遍布全岛的大规模计划，VERS的补偿方案，预料不会太慷慨，这可能意味着不会有高额的补助金，也未必会在附近兴建替代组屋供居民搬迁。

国大房地产系教务长讲座教授程天富和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兼高级研究员余国安分别在《联合早报》及《海峡时报》的评论提到管理民众预期的重要性。

从财政永续的角度出发，建屋发展局（HDB）不可能以慷慨估值回购每一套老旧组屋。

实务运作中，在屋龄达70年，符合VERS资格的组屋中，部分组屋也会比其他组屋更快迎来重建机会。

此外，投票门槛（多少比例屋主同意才可展开VERS）必须谨慎拿捏，不能太高，导致VERS形同虚设，但也不能太低，使有不同想法的屋主担心无法保障自身利益而感到不安。

如何设计出一套即不让各方负担加重，又确保公平性的机制，有赖各方持续对话并反馈，使之更完善。

无论是人口的老龄化，还是组屋的老龄化，这两大“老问题”在可见的将来，势必是新加坡社会无可避免的艰难课题。

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国人及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真诚、公开且透明的对话，是避免上述问题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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