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男性被视为家庭的“顶梁柱”，照顾年迈父母往往被认为是女性的责任。然而，近年来，这一观念正在转变：越来越多男性担任起照护父母的角色。

过去五年，新加坡每年约有1500人因照顾年迈父母而退出职场，占总离职人数的约11.9%。

更值得关注的是，男性看护者的比例从2021年的27.8%上升至2025年的40.1%，与女性比例越来越接近。

随着65岁以上人口比例持续上升，新加坡预计今年步入”超老龄化”社会。

长寿固然可喜，但同时意味着照护需求增加，时间也更长。

与此同时，少子化让家庭中可分担照护责任的人越来越少。过去，一个家庭可能有三四个孩子，如今不少家庭只生一两名孩子，甚至只有独生子女。

当年迈的父母身体状况下降，需要长期照护时，责任往往集中在一名孩子身上，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都难以回避。在这样的背景下，身为独生子的男性自然也成为主要看护者。

此外，社会观念也在逐渐改变。照顾父母不再只是女性的“本分”，越来越多男性愿意亲自承担，把照护视为己任，甚至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孝道。

处于事业高峰期，却被迫“刹车”

根据人力部的数据，50岁至59岁的中年看护者连续四年占比最大，且增幅最为显著——从2021年的33.7%，攀升至去年的40.2%。

紧随其后的是已踏入中老年的满60岁看护者，过去五年的平均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去年在所有看护者中占34.5%。

相比之下，50岁以下的青中年群体看护者比例较低，也许因为他们的父母尚未达到需要密集照护的阶段。

其中，40至49岁的看护者去年占16.1%，近五年的占比介于12.4%至17.3%；40岁以下的年轻看护者则不足一成，去年仅占9.2%。

不少四五十岁的男性职场员工正处于事业高峰期，却也同时面临父母健康急速下滑的现实。

目前许多男性看护者是单身，或是唯一与父母同住的孩子；还有一些要照顾患有失智症或其他复杂疾病的配偶或家人。

这类照护不仅消耗时间，也极大地消耗精神力量。长期、密集、全天候的照护几乎等同于另一份全职工作。

当医院复诊、日常照料与突发状况接踵而来，维持原有全职工作的节奏变得愈发困难。频繁请假、专注力下降，工作表现自然受影响。

更为棘手的是，许多看护者并未向公司透露自己的处境：有人担心被贴上“不够投入”的标签和被边缘化。于是，他们一边工作，一边默默承担照护责任。

长期下来，不仅身体疲惫，心理压力也不断累积。到了某个临界点，离开职场往往成为唯一选择。

更令人担忧的是，看护者本身也在逐渐老去。

2025年的调查显示，本地看护者中近57％已年满60岁，约34％同时患有至少两种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癌症、心脏病、关节炎等。

为了优先照顾他人，看护者往往忽略自身健康，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导致照护能力受限，形成恶性循环。

劳动力短缺与看护需求的矛盾

一方面，新加坡正面临劳动力短缺，政府鼓励延迟退休、继续就业；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经验丰富的中坚力量（尤其是50至59岁的群体），却因为照护家人而被迫退出职场。

近年来，政府已推动一些改革，例如鼓励企业提供弹性工作安排，包括弹性上班时间和居家办公。

202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七成员工可享有错峰上班，以及远程办公等灵活安排。但想转为兼职或减少工作量的人中，不到一半能够如愿。

从看护者的角度来看，真正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减轻工作负担”。照护假（Eldercare Leave）在私人企业尚未普及，不同公司之间的差异明显，使许多员工在关键时刻缺乏制度性支持。

未来的新加坡，不仅是更长寿的社会，更将是一个更需要“照顾”的社会。归根结底，照护不应只是“家里的事”，而是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共同挑战。

有没有可能让尽孝与职业发展不会互相冲突？这是接下来新加坡社会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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