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还学华语吗?30年后,新加坡还会有华文社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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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6月25日 12:01
新加坡书展5月30日拉开帷幕,第一天请来作家梁文道讲《香港往事——在身份认同政治以外》。在提问时间,有观众问梁文道对新加坡华文有何看法,梁直说新加坡华文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把华文当成工具。
新加坡书展5月30日拉开帷幕,第一天请来作家梁文道讲《香港往事——在身份认同政治以外》。在提问时间,有观众问梁文道对新加坡华文有何看法,梁直说新加坡华文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把华文当成工具。(联合早报)

当华文沦为工具时,我们还能奢望什么?

新加坡书展5月30日拉开帷幕,第一天请来梁文道先生讲《香港往事——在身份认同政治以外》。演讲现场满座,唯中老年人居多,本地的年轻人尤其寥寥可数。

梁的演讲近两个小时,谈的主要是香港的国民教育和身份认同,但间中也提到一些新加坡的问题。提问环节有一位观众问他对香港“两文三语”政策的看法。

梁回答:

除了是政策,“两文三语”其实更是对香港现有情况的描述,而在现有政策下每间学校具体的实施方式也有所不同:有的是开始用普通话做教学语言,有的则是普通话当成另一门课,其他科目主要的教学语言仍是粤语。哪一种才是最好的做法不好说,但以普通话或粤语作教学语言,却肯定会决定三十年后粤语的地位。现在的香港人仍可以轻易地以粤语读完《滕王阁序》或讨论哲学,但闽南语等其他地方的方言却很难做到,原因便在于粤语目前仍是香港主要的教学语言。如果以普通话全面取代粤语作为教学语言,那三十年后,或许香港人便再也没法用粤语讨论哲学了。

另外一位观众提问,说新加坡华文程度很难比得上香港,感慨本地人难以华语做深度交流,问梁对新加坡华文有何看法。梁直说新加坡华文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把华文当成工具。他以自己学法语为例,法语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工具,他可以在法国问路点菜,却不可能去读法文的福楼拜、莫里哀。

新加坡学生有办法用华语讨论哲学吗?

这让我直接联想到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在一个以英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环境里,我们现在的学生还有办法用华语讨论哲学吗?或者说,除了日常应用以外,新加坡的学生还有能力用华语来讨论些什么?从施政的角度来看,三十年后,华文在我们社会里应该是怎样的一种语言?

日前教育部长王乙康宣布语文特选课程将扩大到中学开办,说了一番话解释背后的用心,据报道摘其原话如下:

“我们必须善用学生对祖籍文化与历史,以及其他族群的好奇心。但要了解文化,你就得学习语言,而要有效地学习,我们要让学习变得有趣并实用,少点压力和负担……告诉学生要像父母或祖父母那样把母语学好,或许无法激发他们的兴趣,还可能浇熄他们的兴趣。但如果使学习成为发掘新加坡和国人身份的过程,我相信能更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母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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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预计明年开办华文语文特选课程的九所学校会各开一班。(联合早报)

把华文当工具,新加坡教育饱受诟病

只重语言技能,不讲文化精神;只求基本沟通,不求深入掌握——将语言视为应付日常对话的工具,一直是新加坡华文教育饱受批评的地方。语特课程和部长以上的谈话,从某个方面来说,也算是对这种批评的一种回应:如果语文是工具,那至少已不再是学来应付日常沟通的可有可无的工具,而是一种能用来了解文化、发掘自己身份的重要工具。

问题是,把华文当成工具时,我们能发掘的是怎样一种身份?李总理在今年农历新年致辞时提到了本地华族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那这身份和学习华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以前常说的“华人就该学华语”那一套吗?照部长的说法,显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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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教育部长王乙康。(教育部官网)

部长并不支持“告诉学生要像父母或祖父母那样把母语学好”的做法,反而强调“好奇心”。 “华人学华语”是先天决定的、是强制的,“学华语你能更了解华人(自己)”则是后天学习的、有选择的。有选择的激发兴趣,强制的则浇熄兴趣。一方强调的是权利,另一方强调的则是责任。现在流行的是讲权利而不是讲责任,肯尼迪说的“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现在听起来多少已有些不合时宜,正是因为这句话把人民的责任放在权利之上了。

但若论身份认同与国民教育,则重点往往还是在责任而不在权利:英语你能不学吗?国歌你能不唱吗?国民服役你能逃吗?不能,是新加坡男人到了法定年龄就该服兵役,是新加坡学生你从小学就该学唱国歌、学讲英语。在社会上,在法律上,你的身份决定了你应该做些什么,而且唯有尽了这些责任以后,你才会对该身份有更进一步的认同。

80%受访者:能说好英语是认同国家身份重要依据

两年前亚洲新闻台和新加坡政策研究所(CNA-IPS)曾对2000名国人进行调查,结果大约80%受访者认为,能说好英语是认同国家身份的重要依据。这国家身份的认同便是由国家教育催生的,而非个人选择所能决定的。固然国人可以在成长过程中自行发掘出自己的身份认同,但国民教育从来都只能是由上而下地对国民的身份认同进行塑造。发掘是自主的,塑造是外加的,能自主学习当然是好事,但外加的教育却也未必就是不好的。

同理,能激发兴趣的教育固然是好的教育,但强制的教育却不一定无法激发兴趣。“强制”这个词听起来像是有威逼的意思,但更多时候如果那是以一个预设的、默认的形式存在的话,当事人反而无法轻易察觉。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教育(尤其是国民教育),都有所谓的“理想的教育成果”(Desired Outcomes of Education,DOE),但大部分学生在求学时却很少会意识到教育部所预设所期望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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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自新加坡教育部官网)

新加坡教育部的网站里面也有清楚列明我们的DOE,说明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学成以后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所以现在谈母语教育,我们就必须要问,通过母语教育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学生变成一个怎样的人,拥有什么样的身份认同?如果是所谓的新加坡华人身份,那这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必须跟这身份捆绑在一起的责任,或者说相关的教育成果究竟该有哪些?

政府通过英文建立新加坡国民身份认同

对这一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我们应该怎样进行华语教学,怎样看待语特和特选中学。教育部为什么不能直接提倡“华人讲华语”?浇熄兴趣云云,只是政策实施带来的果,而不是决定政策的因。不提倡“华人讲华语”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还是在英文和华文,国民身份与种族身份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华文固然可以建立华人种族的身份认同,但政府通过英文(未必是Singlish)建立的却是新加坡国民的身份认同。英文不能放弃是肯定的,于是在教育部一贯的论述底下,对能力有限的、只能掌握单语的学生来说,第二语言便成了“压力与负担”。既然是负担,那学生还有什么理由要去背负?

深怕母语(种族身份)威胁到英语(国民身份)的地位

教育部推行母语教育最大的矛盾就在于,一方面它肯定了母语的好处和重要性,比如学华语可以发掘身份、与中国通商等;另一方面它又深怕母语(种族身份)威胁到英语(国民身份)的地位,于是母语所有的好处和重要性,便又成了次要的、非义务的、可选择、可废弃的东西。讲华语不是华人该尽的责任,学生“选择”学华语,必是因为他察觉到华语的功用。

语特以前,母语最大的用处是日常沟通;语特以后,母语可以让你了解自己的“祖籍文化与历史”。语文是可以应付外在世界所需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工具。这工具是可以舍弃的,这好处也可以舍弃的,换言之,你的这层身份也是可以舍弃的——如果你不喜欢,或者你能力不足。

不带身份认同的语言学习是不切实际的

早报记者黄伟曼在《多语才是资本》中提及她对双语或多语社会的想像:“最理想的状态应是华人也能说马来语,异族同胞也能讲华语” “当一位新加坡年轻华人的华文华语‘不够好’时,他不会因此感到自卑”。她认为教育部长的讲话“从宏观来看,鼓励多元语言学习,代表的是新加坡语言政策论述与思维的转变”,并认为这种论述可以“让语言学习回归个人,让我们从某种文化包袱中得到解放”。

黄的论述听起来很美好,但如果了解语言是如何建构我们的身份认同的话,我们就会明白,这种处于真空状态、不带任何身份认同的语言学习是不切实际的。语言学习固然可以回归个人,但身份认同却不是单凭个人意志就能决定的事。一个华人也不必为他华文不好而自卑,但他却是万万不可能通过学习马来文而发掘出自己的华人身份。如果照她的理想走的话,那新加坡人的国民教育是不是也能变得多语多元,让新加坡年轻人不会为自己的烂英文自卑?我们有必要分清,个人的语文学习和整个社会的语文教育,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教育制度下的每一个语言都会有一定的包袱,这包袱不只是文化的,也是社会的。

如果不谈身份认同,转将理想的教育成果聚焦于学生的能力上面,那么成绩可能相对容易检验了:我们的学生还有能力用华语来讨论些什么?不要说朗读《滕王阁序》,现在连那是什么东西应该也没有几个学生知道了;用华语讨论哲学对学生来说更是不可思议的——用英文不是更方便吗?这几年我去过不少华文讲座,不管讲座内容为何,都绝对是全国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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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育率下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联合晚报)

华语的适用范围越缩越小

华文成为单科科目后,在学校的使用频率与英语相比已经相当悬殊,再加上种种政治正确,华文的使用频率便更是进一步缩减。指示语为了显得正式,改用英语;课程介绍会怕家长听不懂,改用英语;一有友族在场,即使和华裔朋友讲话,只因为要“尊重友族”,便也改用英语。华语的适用范围越缩越小,我们还能指望学生用这门语言来讨论什么,从这门语言里发掘出什么身份?譬如一个人手握毛笔但从不写字,却要他如何发掘出他书法家的身份?

演讲的“理论总结”部分,梁文道向现场提出一个问题:

每个人都有各种身份认同(如中国人、香港人、佛教徒、男人、异性恋、人类等),那在这些身份里面,哪一个是最重要的?梁的意见是:我们其实不必强为我们的各种身份做出次序排列,我们不同的身份其实是对应不同环境需求的。比如你过海关时需要出示护照,只说你是佛教徒并不管用;又如男人进了女厕,被视为变态时如果说对方是在歧视国籍,则是无理取闹了。

借这个角度来思考,如果英语华语真的代表我们不同的身份,那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讲华语?我们真的需要替这两层身份分出先后吗?

所谓的华文精英已是凤毛麟角

新加坡华人社会自立国以来就有两个不同的社群:华文社群里的人一般家里讲华语,华文好英文差,英文社群的则相反,但两者势均力敌,断不能遽判一方为精英一方为平民。教育政策以英文为尊,最直接的影响便是英文文化圈的壮大,华文文化圈的消亡。特选中学及语特表面上似乎秉承了华校精神,培养的都是熟悉华人文化的精英,但在英文作为第一语言的大环境下,所谓的华文精英其实已是凤毛麟角。新加坡社会所谓的精英,可以是双语人才,也可以是单语精英,但这单语却只能是英语而不能是华语了。

那些原本在华文圈子里的、在家里讲华语的子弟(如王部长、反对党领袖刘程强等),便必须刻苦求学,让自己的英文至少上得了台面,才能跻身所谓的精英阶层。而那些英文圈子里的子弟,华文就算再不济,也还有CLB这后门可走,无碍升学,无碍就业。华文能力绝对是一种可以带来优势的技能,甚至可用于国会辩论,但这能力却又似乎和学外语或学钢琴一样,变成是精英拿来炫耀的文化资本了。

语特和特选中学处境尴尬

在这个大背景下,语特和特选中学的处境就格外尴尬:华文社群有人视之为聊胜于无的鸡肋,也有人视之为逃避现实的拐杖;另一方面,因为只有少数学校开办,又只限华人报读,在英文社群里就被批评为精英主义、种族主义。近几年新加坡的英文评论界流行所谓的华人特权(Chinese privilege) 的说法,特选学校便首当其冲,被冠上了“导致种族隔阂”的罪名。

对此教育部也推行了各项活动作为回应,比如让特选中学学生学习马来文、进行校际交流、推行马来文淡米尔文语特等等。这些对策有没有效暂且不论,但至少有许多人还是不满意,认为那治标不治本,不如一举废除特选学校。

华校变成了一种种族主义,原本华文与英文之间的角力,也就悄悄变成了种族之间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者并非全是印裔巫裔,英文圈子的华裔(也包括特选课程的学生)都在认真地“反省”。他们许多都是某个程度上的双语精英,但他们却无法理解华校支持者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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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所特选学校的学生在特选学校成立40年的特选40推介活动上代表一同朗诵本地知名文化人梁文福博士创作的诗歌,述说一代人对特选学校的情怀和期许。(联合早报)

特选学校无法培育以华文思考的学生

这种英文圈子与华文圈子的沟通不良,正好侧面反映出特选学校的致命伤:特选学校并没有办法培育以华文思考的学生。现今新加坡当然仍有不少人是以华文思考的,其中许多也是语特出身,但他们之所以用华文思考,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教育而不是因为语特。语特能做的,只是培养这些仍把华文当作第一语言的学生,让他们能成为华文文化圈的生力军,如何为语特提供更多以华文思考的学生生源,那才是新加坡华文文化圈存亡的关键。

三十年后,新加坡还会有华文社群吗?我想肯定还会有的。但讲华语写华文,却很可能是老年社群和外来社群的特征了。华文文化圈的消亡,将会让这个社会日趋单元化,也会让这个社会失去从英文世界以外看待问题的能力。

教育部长也说了:“我们须改变这个方向。相反的,应该是越多人读语特越好,让更多学生相信自己能胜任。这需要时间和努力达成。我们关键的第一步,就是把语特扩大到中学。”

如果教育部真的能让母语的地位变得更接近英语一些,或许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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