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倪可敏呼吁，旅游与文化部应尽速将“捞生”文化列入国家文化遗产。他认为此举可展现马国希盟政府的开明作风，同时也可避免其他国家捷足先登。
没做好功课？
马国文化遗产基金会成员吴恒灿很快跳出来打脸副议长大人，提醒他“捞生”早在2009年就已被列为国家文化遗产，再将“初七捞生”列入文化遗产恐怕没什么必要。
话虽如此，倪可敏在“人日”（11日）讲的那番话无疑再度吹皱新马两地美食舆论界的一池春水。
捞生的由来到底是什么？
捞生在新马两地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道佳肴，但红蚂蚁还是稍微爬梳了一下资料，与蚁粉一探捞生的起源。
“捞生”源自粤语，是“捞起鱼生“的简称。”“捞”是搅拌的意思，“生”即指鱼生，照字面上的意义就是将生鱼片与其他食材搅拌在一起食用。
捞生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朔到古代的中国广东，作为有名的鱼米之乡，当地人很早就有将鲩鱼拿来拌以姜葱等配料生吃的习惯。这道菜肴随后开始在广东、香港和澳门兴起。然而，鲩鱼制成的生鱼片容易滋生寄生虫，香港和新加坡的殖民地政府在上世纪40至50年代遂以“生鱼片含菌，不卫生”为由，禁止商家售卖鱼生。
关于鱼生故事到这里有了分歧，从两种说法可窥见新马两地民众对现代捞生起源的不同见解。其中一说是上世纪60年代，本地饮食界的四大天王（谭锐佳、冼良、许国威、刘育培）将颜色单调的鱼生配料加以改良，成为独特的酒楼年菜。但更为普遍的说法是，在当时仍是英属殖民地马来亚森美兰州的芙蓉市，一间名为陆祯记的餐厅在1940年代以羊城（广州的别称）鱼生为名，引进这道菜肴，并加以改良成如今常见的七彩鱼生。随后，新马两地的其他餐馆纷纷群起效仿及创新。
经过不断的改良，捞生的主要材料生鱼片从鲩鱼改为三文鱼，配料也慢慢确立为切成丝的生菜、西芹、红萝卜、白萝卜、大蒜、青葱、青瓜、子姜、荞头及柚子等，辅以薄饼脆片、花生碎和芝麻，酱料则以酸梅膏与桔子汁为主。
配合新马两地不同籍贯华人的习俗，起筷捞生时众人齐喊福建话的“发啊！或”广东话的“捞起！”，加上其他吉祥话语，营造出非常热闹的气氛。这些元素合并起来逐渐形成新马两地民众都非常熟悉的捞生文化。在农历初七的“人日”捞生自此成为新马两地民众每年逢年过节不可或缺的必吃美食。
然而，就如过去曾引起新马两地民众争论不休的其他传统美食，捞生似乎也难以打破“谁是正统”的窠臼。新马两地争夺传统美食话语权的历史由来已久，信手拈来就有曾被美国CNN将列为新马两国共同国糕（National Cake）的班兰蛋糕、被CNN选为“世界50大最佳甜点”并冠上新加坡大名的煎蕊、甚或是《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的《终极吃货清单》（Ultimate EatList）里，力压新加坡的辣椒螃蟹成为亚洲最佳美食的马国咖喱叻沙等，可见“谁的美食比较好吃”，抑或“好吃的美食属于谁”，无时无刻都触动着两国民众的敏感神经。
争个鱼死网破不如相爱相惜
2012年，在新马竞相争论谁是捞生始祖的风口浪尖上，据传最早引入鱼生的陆祯记后人陆志就曾出面缓颊，表示鱼生究竟最早由谁发明已经无从考究，希望民众切勿为此再陷入无谓的口舌之争。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在地理、历史、文化上有着极为紧密的连结，如此脉络下新马两地自然产生同质性极高的饮食文化。南洋传统美食是新马两国几代人共同努力的成果结晶，与其费尽唇舌去争辩“谁是正统”或“谁更好吃”，不如放下彼此分歧，心平气和坐下来，好好享用专属于新马，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传统美食。
就如本地美食家林益民所言：“重点不在于谁抢先夺得‘初七捞生’这个文化遗产虚名，而是享受这个习俗文化，和亲戚好友一起捞，讨个吉利、享受佳节气氛以及增进感情。”
林益民也告诉《新明日报》，新马两国本来就是一家人，并不需要为此争个你死我活。
别忘了捞生最重要的内涵，“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与亲朋好友和隔壁“邻居”一起捞、一起分享、一起“发”才是最大的乐趣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