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失业情况持续严峻。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日（17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当地8月青年失业率攀升至18.9%，是2023年12月调整统计方法以来的最高水平。

加上今年中国有破纪录的1222万个大学毕业生走出校园准备投入职场，就业压力，可谓排山倒海。

山不转人转，面对经济下行、就业市场低迷的坏景气，一些年轻人，乃至中年失业者纷纷另辟蹊径“假装上班”。

早前中国曾有过人们早上西装笔挺准时出门，却跑到星巴克及图书馆“假装上班”的风潮。

和星巴克和图书馆不同，“假装上班公司”具备一般办公室该有的设备，有电脑、桌椅、会议室等，有的甚至还会提供餐点饮料。

“员工”按照朝九晚五的正常上班时间到公司“上班”，但和一般公司不同的是，“假装上班公司”不会委派任何工作，“员工”可以在办公室自行活动。

同时，在这里工作不单是“做白工”没薪水领，甚至还得“付费”才能上班。

“假装上班公司”公司一般收费介于每日30至50元人民币（约5.38新元至8.97新元）。

即便如此，“假装上班公司”的工位可谓一票难求。

能让待业者找回体面，自由工作性质者也能拥有可高效工作的地方，使这类“假装上班公司”在中国上海、南京、成都等城市生意红火。

有“假装上班”需求的人林林总总。

有人是仍在努力求职的待业者；有人是创业者，有的人则是电商、直播、网络小说写手等自由性质的数码工作者。

对求职者而言，选择“付费上班”，是因自觉相比窝在家里，“假装上班公司”的职场场景能让他们在找工作及整理履历的过程中更有效率，也更有执行力。

对有意创业者来说，租下这些办公空间，也有助于和其他志同道合者交流，相互激荡出新点子。

至于从事电商、直播等数位行业工作者，虽然大多能居家上班，但为了应付家中思想传统的父母，避免让他们以为自己不务正业，因而选择到“假装上班公司”工作。

“各司其职”

据BBC报道，去年大学毕业，却一直迟迟找不到全职工作的小文（译音），在上海一家“假装上班公司”租了个工位。

据她说，她的学校有个不成文规定，若学生无法在一年内签署就业合约或提供实习证明，就不发放毕业证书。

于是，她选择“付费上班”，拍下“假装上班公司”的办公室场景作为证明，回传给学校。实际上，她却是每天省下一杯奶茶钱，租个工位写网络小说，攒些零用钱。

但除了像小文这样的创业者，“假装上班公司”亦不乏为创业梦拼搏的人。

例如30岁的周先生，他去年创业失败后，转型做跨境电商，他觉得“假装上班公司”的办公室环境可以让他更自律，提升执行力，因此每月支付500元人民币“上班”。

他说，在“假装上班公司”，同事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大家会随意开玩笑，忙了就闷头工作，闲了就聊聊天，玩玩游戏，让他觉得“精神放松，效率很高”。

此外，《北京日报》则报道，一位化名小傅的杂志编辑，过去主要在咖啡厅或自习室工作，他负责开发杂志的新专栏作者，并于每月月底将编辑好的稿件回传给公司。

后来他在社媒上看到“假装上班公司”的广告，被其安静有序的“上班”氛围吸引，因此成了假装上班公司的“常驻嘉宾”，并与身边做着其他和自己不相干工作的“同事”成为朋友。

“假装上班”并非放弃努力

根据在东莞开设“假装上班公司”的飞鱼分享，在所有申请者当中，约有四成是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他们通常是为了满足校方的实习需求，抑或是想缓解家人关心带来的压力；其余六成，则是平均年龄30岁的自由工作者。

一方面，有人假装上班是为了找回体面，维系自尊，因为在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中，工作仍被视为个人价值及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

但另一方面，相较中国社会盛行许久的“躺平”，“假装上班”虽然也是某种对现状无可奈何的无声对抗，却也多了份积极的意义。

他们试图在“假装上班公司”中找回被需要、有用处的尊严。从躺平到“假装上班”，面对现实的严峻，这些中国年轻人仍未放弃希望，渴望找回体面的同时，也为自己的人生继续奋力一搏。

这种人生态度，或许正是幽暗岁月中透出的一线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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