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究竟管得越多越好，还是管得越少越好？

这是文明世界常年的争论。

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在一篇论文中以新加坡的政策理念理念说明：

曾担任新加坡总理长达20年的李显龙日前以实践者角度，撰写了一篇题为《公共政策中的微观经济学：实践者的视角》论文，并刊登于《新加坡经济评论》期刊。

他在论文中提到，新加坡的治理并非纯粹奉行自由放任模式，政府仍在许多领域积极干预（嗯，这方面许多爱抱怨政府“管太多”的民众应该会深有同感）。

但他也强调，政府在进行干预和追求目标时，充分认识到经济规律、市场力量及激励机制的作用。

所谓的违背人性，经常是共产主义最引人诟病的缺点。批评者常说，人类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利己倾向，若违反这种倾向，使人失去动力，那便可能导致社会变得效率低下。

李显龙在论文中也用了下列语句作出了表述：

为进一步阐述其观点，李显龙在论文中提到了几个新加坡政府有某种程度介入，但仍不乏市场导向的重要政策，而不违背人性、没有白吃的午餐就是贯穿其中的重要理念。

在公共住房政策方面，政府的介入和市场规律并行。

一方面，政府为确保大多数新加坡人能拥有可负担的住房，通过建屋局这一机构大幅介入土地的购买，以及组屋的规划及建造。

当局亦落实各种确保组屋具负担性的措施，如预购组屋以折扣价出售，并针对关键的社会目标，对组屋制定框架限制，包括设定购屋者的收入天花板，以及屋主必须遵守的条件，如最低居住年限等。

但与此同时，公共住房政策也遵循一定程度的市场规律。

建屋局须按市场价值向国家购买土地，以确保稀缺土地被优化使用，且根据地段、朝向等市场因素，同一种户型的新组屋会有不同的定价。

在转售组屋市场，政府也允许组屋按市价交易，并以较少的限制和干预来规范转售组屋市场。

在医疗领域，让用者付费，但不至于让人无法负担则是关键。

李显龙提到，公共医疗服务提供者，如公立医院及综合诊疗所，在非营利基础上运营，同时收取医疗费用，并获得政府津贴，但必须实现收支平衡。

它们的使命是在兼顾成本的同时，为民众提供优质，且具成本效益的医疗保健服务。

但为避免对治疗、手术及药物的过度需求，即便是公共医疗机构的受津贴服务，病人仍须在共同承担（co-pay）机制下，负担一部分费用。

与此同时，为了确保病人用能力支付共同承担的医疗费用，政府也介入制定了保健储蓄（MediSave）制度，国人在工作期间向保健储蓄户头投入并积累资金，并在需要时从中提取用以支付医疗账单。

另一方面，为防范病人无法负担突如其来的巨额医疗费用，政府也设立了终身健保（MediShield Life）制度，以保障国人享有可负担的医疗服务。

此外，为遵循市场规律，新加坡允许私人医院及诊所的存在，以让那些倾向更舒适、更多选择并愿意多付费的病人能有其他选项。

私人综合健保计划（IP）等扩大受保范围的保险选项，也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与此同时，为避免私人医疗机构不受限制的运作，政府还发布了费用基准，确保价格透明化，并约束过度收费。

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也推出了和私人领域有得一拼的薪酬配套，以在市场规律下，吸引人才“打政府工”，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分配稀缺资源时，政府以价格反映其稀缺性。

相关例子包括拥车证和水费定价。

拥车证以竞标价格分配，确保在新加坡有限的道路空间下，把拥车这一稀缺资源分配给最看重其价值的使用者。

水费则通过将水价设定在接近长期边际成本（LRMC）的水平，而非生产平均成本定价，以激发民众的节水动力，并确保海水淡化等供水模式在财务上具备可持续性，进而保障水资源安全。

但与此同时，政府也进行一定程度的介入，为有需要者提供替代选项或针对性的财务援助。

若国人负担不起车子，新加坡仍有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具竞争力的私召车及德士产业。

水费不便宜，但政府也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水电费回扣（U-Save）。

李显龙资政最后也提到，提供社会援助时，相较直接的价格折扣或物品援助，现金或类现金是更好的选择，因为这能使受惠者使用现金或补助券等类现金援助去购买他们真正看重，并想要消费的东西，而非让政府定义他们的需求。

他也强调，现金和类现金相比，后者效果更好，因为这在心理上提醒了受惠者相关援助的用途。

受惠者必须有意识地采取某种行动，例如在手机应用进行操作，才能使用像社理会邻里购物券这类补助。

相比之下，若直接将现金汇入受惠者户头，和他们的其他资金混杂在一起，受惠者很可能无法意识到自己已获得援助。

请勿错过我们的更新内容与资讯。
加入我们吧！

想分享你的文章？

请电邮: antseditorial@redants.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