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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逞愚勇”为什么没有断送人民行动党,还使它在1963年选举获胜?

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举行第二届立法议院选举。时任财政部长吴庆瑞和时任总理李光耀在计票站被支持群众高高举起。
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举行第二届立法议院选举。时任财政部长吴庆瑞和时任总理李光耀在计票站被支持群众高高举起。(新报业媒体档案照)

民意不容忽视

人民行动党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以来,国会议席的占比从未低于89%。

但在1962年,也就是独立前的大约两年,行动党在当时的立法会议仅拥有51个议席中的25个,也就是少过一半,处境丝毫不容乐观。

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穆根10月14日在国会发表关于身份政治的部长声明时,就提起这段往事:

“在1963年选举之前,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多数议席正逐渐减少...... 行动党的处境虽然在1963年大选之后有所改善,却仍与社会阵线(Barisan Sosialis,简称社阵)激烈斗争。即便如此,行动党还是在需要以华族占多数的人口支持的当儿,选择更艰难、更理想主义的道路。李光耀先生和他的同僚选择了在当时多数情况下,在政治上会被视为逞愚勇的道路。”

议席不过半,还选择政治上等同于愚蠢、蛮干的做法,听起来就有些不合逻辑。

60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不仅可以一探人民行动党最终还是在1963年选举中胜出的原因,也可以看到那个年代的政治事件,如何促成新加坡今天种族和谐的社会。

种族政治在新加坡政坛并非新鲜事

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与马来亚联邦、砂拉越和沙巴合并成为马来西亚联合邦,首先出现的摩擦便在于自1945年以来,在马来亚半岛和新加坡盛行、两种迥然不同的政治。

1963年9月16日,在政府大厦前大草场举行的马来西亚成立庆典。
1963年9月16日,在政府大厦前大草场举行的马来西亚成立庆典。(海峡时报)

人民行动党中委在刊登于《建党十年》纪念特刊中,题为“建党首十年:反思与再评估的时刻”的文章里,如此形容当时的政治局势:

“自英国殖民政府1945年重新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的18年来,原马来亚联邦的政治由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主导,以种族主义为主。同样的18年里,种族歧异的分量随着新加坡政治越发偏向于阶级和经济利益,在新加坡政坛越来越轻。”

随着1963年大选逼近,社阵与人民行动党之间的斗争趋向白热化,前者同样采取种族政治手段争取选民支持。时任人民行动党中央政治局主任拉惹勒南在《行动党十年》一文中说:

“社阵利用华文教育和种族问题来诽谤人民行动党,最严重的指责是诬蔑行动党出卖华人利益给联合邦的封建马来人,以及行动党正以全力消灭南洋大学和华文教育等的谎言。(略) 竞选开始第一周过去后,从各种迹象即已看出这次竞选是人民行动党和社阵间的决斗......但是他们并没有估计到选民的政治智慧和良好的判断力。”

1963年选举“见证务实新加坡选民的诞生”

红灯码头是各政党候选人在1963年选举举办竞选集会的地点之一。
红灯码头是各政党候选人在1963年选举举办竞选集会的地点之一。(海峡时报)

选举结果出炉,人民行动党获得51个议席中的37个,社阵获得13个议席,最后一个议席由人民统一党的王永元夺得。

有分析指出,人民行动党在1963年大选的胜利有几个重要因素,除了强调合并,获得来自右翼的支持,另一个因素是人民统一党分散了社阵的选票。

但如《白衣人:新加坡执政党秘辛》指出:

“1963年的选举见证了务实新加坡选民的诞生。他们不倾向于任何意识形态,而是支持就业、住屋、教育及更好的生活水平。”

1963年选举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结果,那就是人民行动党在芽笼士乃、甘榜景万岸和南方岛屿这三个马来选民占多数、普遍被视为巫统堡垒的选区胜出。

这个结果显示一个非种族性、非共产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也能获得马来社群支持,选举的整体结果也印证了拉惹勒南在《行动党十年》的另一句:

“我们向来的分析是,除非得到各族支持,包括马来人,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成为真正的全国性政党。”

得来不易的种族和谐值得守护

然而,行动党在马来选民占多数的选区获胜,引起了极端种族分子的不安,在他们的煽动下,新加坡在1964年爆发了严重的种族冲突。

“建党首十年:反思与再评估的时刻”交代当年种族冲突时,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

“随着种族情绪因政治目的被明目张胆地挑起,暴露国家的一些根本的弱点,马来西亚的首个阶段陷入严重紧张。”

1964年种族暴乱,巴耶利峇一带一辆汽车被暴民翻转过来后,弃置路旁。
1964年种族暴乱,巴耶利峇一带一辆汽车被暴民翻转过来后,弃置路旁。(海峡时报)

熟悉新加坡历史的人,或是亲眼见证过当时种族暴乱的新加坡人,应该都深深明白当时的情况可要比这一句来得严重。

《李光耀回忆录》提到,中华总商会在新马分家后,如何想提升华族语言和文化的地位,并得到华文教师工会、华文报东主和编辑,以及宗乡会馆领导人的支持,但在李光耀重申新加坡四大语言地位平等,并且不允许任何人把华语的地位问题政治化之后,事件才告一段落。

《白衣人:新加坡执政党秘辛》提及这段历史时也指出:

“由于刚经历了1964年的种族动荡,并目睹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之间的恩恩怨怨,多数华人都明白生活在马来人区域的敏感性,并接受了各个种族地位平等的主张。”

1964年的两起种族暴动共造成36人死亡,560人受伤,但在族群间造成的阴影恐怕远为严重。尚穆根便在部长声明中提到,暴乱造成的损害“要几十年才修复,伤疤要几十年才愈合”。

新加坡今年庆祝独立60周年,种族和谐令人称羡,更源自各族群的意愿,来之不易。

60年代的政治事件也提醒我们,这份种族和谐弥足珍贵,需要全体新加坡人小心经营。

其中的第一步或许是避免重蹈覆辙,不让身份政治在新加坡再次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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