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代领导人呼之欲出 选贤与能?谁选?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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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1月10日 13:56
Election
(左起)财政部长王瑞杰,总理公署部长、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陈振声,教育部长(高等教育及技能)兼国防部第二部长王乙康。这三位4G领导班子的核心成员被视为是下一任总理的热门人选。(谢静怡制图)

行动党喜欢引用的论点:election和selection不是一回事。

行动党第四代集体领导的16名成员罕见地发出联合声明,呼应荣誉资政吴作栋要求他们尽快选举下一任总理人选的新闻,再度挑起坊间各种议论。

这则新闻却首先让我联想到《联合早报》庄慧良1月6日的报道《管中闵是台大强心剂》其中一段话:“台湾各公立大学校长自从1994年《大学法》通过后,反对官派校长,推动‘教授治校、校园民主’,却如《联合报》社论《选出一位次次佳大学校长,有何意义?》指出,台湾公立大学的校长选举逐渐被带向民粹、庸俗和派系运作,不但校长的产生皆由校内教授‘主场优势’宰制,甚至绑桩、围事、放话、耳语,丑陋至极,导致国际优秀人才不愿前来受辱、内部卓越人才也无意淌浑水,形成恶性循环。”

显然,并非什么事情都可以靠所谓的民主投票来解决,有时候反而适得其反,台大1994年推动校长选举,高举的是反对官派校长的正义大旗,但结果却导致“丑陋至极”的选风,甚至让人才却步的恶性循环之中。

行动党面对一人一票民主选举 统治合法性货真价实

回到行动党第四代领导人的新闻,通常只有在“不民主”的政体,才会把领导人分成一代二代,如一党专政的中共,或世袭的平壤金氏政权。但是新加坡的情形却远非中共、平壤所可以比拟,毕竟行动党每四五年都要面对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让全民打分。而且在最近的2015年全国大选中,更以70%的高票延续执政。当然,异议者会指出,新加坡的选举并不能用“自由”来形容,尽管投票是秘密的,但是政府控制了包括媒体在内的绝大部分公共资源,让反对党难以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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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每四五年都要面对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让全民打分。图为李显龙总理在2015年的一场大选竞选活动中与支持者握手。(海峡时报)

这些批评并非全无道理,但是也可能犯上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在这个人手一机的移动智能时代,新加坡人对外部世界乃至异议观点心知肚明。因此,人们可以批评支持行动党的选民保守、胆小怕变,却不能指责他们无知。同时,批评者或许也不要忘记,台湾选民在2000年时“换人做做看”的决定,却因为在野阵营根本没有做好执政准备,结果得到的是八年的乱政和沉沦。所以,行动党尽管背负着“不民主”的骂名,其统治合法性却是货真价实的。

于是,行动党这种权力代际传递的做法,从一个角度看非常“不民主”,从另一个角度看却合法且正当,对现代政治理论构成新的认知和诠释的挑战。

西方民主失能 民众与统治精英互信流失

在批评行动党的“不民主”之前,必须意识到“民主”的光环正急速消退,特别是在其西方发源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1月9日发表于《联合早报》的《精英堕落时代的秩序危机》,有相当不错的分析。此文的其中一个洞见,就是西方统治阶层(精英)已经在道德上堕落,目前维系西方民主制度的只靠法律,但是“简单的法治仅仅是维持西方的制度,而很难对现行制度作进一步的改善”。

就因为西方民主的失能,导致普罗大众和统治精英互信流失,政治无法有效运作而正在失去“普世价值”的高地,用“不民主”来批评行动党的权力交替做法,因而可能达不到批判效果。

残酷地说,所谓的一人一票选举领袖看似公平透明,其实就算在西方社会,选举所发挥的作用,更多在于为上台的统治精英披上合法化的正当性外衣而已。选民并不能选自己要的代议士,他们的人选早在党内初选时就已经决定,大选投票只是确认党内的意志。尽管如此,这个授权的过程和仪式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现代意义的“天命”。如何知道“天听自我民听”呢?就看选举结果。

一人一票未必能选出好领导人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选举的意义在授权,却未必能达到“选贤与能”的效果。这也是行动党喜欢引用的论点:election和selection不是一回事。根据这个论点,一人一票未必能选出好的领导人服务国家,美国人选出了特朗普,只是最近最形象的例子。反而,行动党这种按部就班、长期栽培的方式,才能去芜存菁,为国家延揽所需的治国人才。同时,治国不但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更需要经验,行动党的做法至今证明能够取得善治(good governance)。

这其中当然有老王卖瓜的利益冲突之嫌,可是也不能全然因人废言。政治是一门专业,需要知识和经验,可是选举却可能产生类似特朗普这种门外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检验,行动党的内举方式就万无一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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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大选被视为是新加坡一场“分水岭大选”。反对党工人党攻下阿裕尼集选区,打破行动党在集选区的堡垒,也给行动党模式敲响警钟。图为工人党阿裕尼集选区议员在胜选后答谢选民。(海峡时报)

行动党模式容易导致精英和基层脱节

2011年的“分水岭大选”表明,行动党模式也容易导致精英和基层脱节,从李显龙总理事后一再嘱咐行动党人要谦卑、勿忘自己是人民公仆而不是主人,以及副总理尚达曼发明"温情的任人唯贤"(compassionate meritocracy)这个概念,显示行动党自身检讨教训之后,也意识到任人唯贤制度所筛选出来的,不一定都是爱民如子的贤人。这个反省,加上相关的政策调整和身段放软,让行动党于2015年又重新获得选民的强力委托。

由16人组成的第四代领导集体,能否从中吸取教训,当然还有待观察。上两次大选的成绩显示,在selection和election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张力,或许最有利于新加坡的未来。国家的确需要有经验的治国人才,但是却不需要自以为是的傲慢精英意识,甚至是如郑永年所说的道德堕落的精英,一人一票多少能够医治这种大头病。

至于第四代是否够温情,会如何温情,还有待下一轮内阁改组,这16人在职务上有更明确的分工,以及他们在新岗位上的表现才能下定论。当然,真正的定论,还在于新加坡选民在下一届大选买不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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