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律是否轻重失衡 是时候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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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4月05日 17:24
车祸1
2017年3月11日,实里达快速公路(SLE)出口后,朝兀兰方向的武吉知马高速公路(BKE)一带发生一起致命车祸。一辆银色货车撞倒停在路肩上的九辆电单车,酿成二死六伤。许多警员事后到场调查,现场可见被撞倒的电单车及散落一地的电单车零件。(联合早报)

致命车祸的刑罚应加重

新加坡是法治社会,司法对待犯法者从不苟且,也因为严刑峻法杀一儆百的策略奏效,我国在全球社会安全指数上,多年来名列前茅,人民也因此受惠。

可是对于好些罪案的判定,法庭的判决却让人置疑,忍不住要问,伤害人的罪刑,什么变轻了?

恶行获轻判难以服众

前天媒体报道,一名22岁男子骑电动踏板车载着妻子,在行人走道上行驶,迎面撞倒一名七岁男童,被控上法庭后,法官判男子罚款$1500,充公销毁其电动踏板车。

撞伤了小孩,只被判罚款$1500,已经让人觉得轻判,但更扯的是,据报道,男童当时与父亲及父亲朋友三人,见到被告骑车而来时,已经靠向左边让路,但被告见到情况,不仅没有减速,反而猛踩油门加速,结果男童不小心踏向右边后遭撞倒。媒体报道男童父亲叙述,当时被告还大骂男童“你干嘛挡住我的路!”,男童父亲欲与被告理论,被告却向他恶意挥拳,男童父亲于是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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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男子Ivyn Toh骑电动踏板车载着妻子,于2017年11月14日在行人走道上行驶时迎面撞倒一名七岁男童,被判罚$1500元。(联合晚报)

被告见势不对企图离开,被男童父亲朋友抓住,最后交给警方。对于被告的恶行,相信明眼人都能够很清楚地分辨,但法官显然不以为然,法官虽然判定被告罪成,却是“疏忽行为导致他人受伤罪”。看到前方有行人(而且还是小孩)后反而加速,肇事后还骂人挥拳,如此行为到底哪一点像是“疏忽”?就算构不成“蓄意伤人罪”,至少也该判定比“疏忽伤人”更严重的“鲁莽行为伤人罪”吧?

法官还基于被告是初犯,而且男童“伤势不算严重”(男童右脸颊淤青、左手受伤,事发后因受惊吓呕吐了三次),所以“轻”判被告罚款$1500。受害者伤势严不严重,究竟如何判定,是由法官依据医药报告主观认定吗?

虽然“初犯”是给予首次犯罪者警告性的“特赦”,但也该视乎情况而定,以被告穷凶恶极的反应,似乎并不值得法官将“初犯”也列为下判的考量因素。按照法官的逻辑,难道是要等到被告再次、三次、四次撞到人严重受伤后,再予以重判?我国警方曾经在各个组屋楼下布告栏张贴海报,宣扬对犯罪要“预防胜于治疗”,这样的倡导,为何与司法(或者只是这位法官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其实在疏忽行为导致他人受伤的罪名下,被告原本面对的刑罚可高达罚款$2500或监禁长达六个月,或两者兼施。被告最后只被轻判不痛不痒的罚款$1500,也难怪报道出街后,网民一面倒为受害者叫屈。

两条人命值多少?

上述事件中,“伤势不算严重”成了法官不重判的依据之一,但在类似的公路或交通刑事事件中,即使发生人命伤亡,所判罪刑也未必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重,或者说,民众看到罪刑后,会产生“原来人命这么不值钱”的疑虑。

也是前天的报道,去年3月在武吉知马高速公路发生致命车祸,当时下雨,八名电单车骑士停在路肩穿雨衣,遭一辆失控货车猛撞,酿成两死六伤。货车司机是因为没控制好货车,突然转左驶向路肩,更在惊慌失措下,误踩油门连环撞倒所有电单车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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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吉知马高速公路(BKE)恐怖致命车祸,一群骑士因天黑快下雨,将电单车停在立交桥下穿雨衣,停不到两分钟,货车疑刹车器失灵,不知何故失控撞过来,疾冲40米,把九辆电单车铲飞,其中八名骑士首当其冲,酿成2死6伤的惨祸。车祸地点在朝往兀兰方向的BKE的兀兰立交桥下。(联合早报)

被告从原本面对的鲁莽驾驶罪,改为疏忽驾驶罪,被判坐牢12周及吊销各级驾照五年。是的,虽然是疏忽,不是有意,但,毕竟是两条人命,这样的刑罚,会不会太轻?

死亡后续谁来杠?

另一起发生在2015年3月,29岁张姓董事长兼酒吧老板凌晨醉驾,撞倒因车子死火而在路旁等候的59岁德士司机。德士司机昏迷八个月后逝世。被告也是被控疏忽驾驶,加上醉驾,仅被判坐牢四个月、罚款$4000及吊销各级驾照八年。(老实说,我国生活水平这么高,几千块的罚款真的很难让犯案者有被罚的感觉)

令人心酸的是,死者是单亲家庭,儿子和女儿要永远承受突然失去父亲的痛。死者生前白天当房地产经纪,晚上开德士,才辛苦养大一对儿女,死者不在之后,家里失去经济支柱,儿女不仅要变卖四房式组屋,改住三房组屋,儿子也得放弃念大学的机会,服完兵役后得开始工作。这种对死者家人造成的一辈子伤害,又岂是坐牢仅四个月、罚款区区4000元就能抵消的?更何况被告还是醉驾。

人命伤亡不是刑罚依据

我国法律都需要经过国会通过,才能成立或进行修改,至于以什么依据来决定各类刑罚,小市民并不清楚。人命伤亡的程度当然是其中一项考量,但平衡点未必如我们所想。众所周知,在我国贩毒,无论轻重,直接就是面对死刑,没情可讲,但是贩毒并不直接或马上导致他人死亡。破坏公物包括涂鸦,可能面对与谋杀、强奸、非礼等重罪相等的鞭刑(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然就是麦克菲的例子),但破坏公物连人命伤亡都不涉及。

当然我不是说以上刑罚过重,而是如果上述罪行可以被判定死刑或鞭刑,那何以致命车祸刑罚程度,反而这么不成比例?

法律有疏漏就须补遗

我国司法存不存在漏洞或缺陷,其实从闹得满城风雨的城市丰收失信案,已经确认。康希等人因为我国法律列明只有“专业代理人”才能构成“严重失信罪”,而逃过一劫,只被判处较轻的“一般失信罪”,更因为“一般失信罪”中只有员工才面对最高15年监禁,而公司董事、慈善团体主要官员若涉及同类罪刑只须面对最高七年监禁。最终康希只被判三年半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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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丰收教会创办者康希于2017年4月7日从高等法院离开。(海峡时报)

裁决一出,不仅维持高庭原判的最高法院五司都认为,这方面的法律有必要进行修正,连总检察署和政府包括部长也都同意,这个“疏漏”需要“补遗”。

所以,交通事故所造成的致命事件,相关法律是不是也该是时候补一补了?

法律是否存在主观决定因素?

前面提过,各类罪刑的刑罚都有其上限和下限,正如本文开头提及的电动踏板车撞伤男童事件,被告被罚$1500,与他面对最高刑罚的被罚$2500或监禁六个月或两者兼施,存在很大的距离。这会不会也是现有司法中,存在着的一个主观判断的“纰漏”。

从康希的事件来看,尽管因为法律所限,只能判定康希等人“一般失信罪”,但该罪刑可面对最高七年监禁,如果连总检察署和政府都认为,康希等人总共失信5060万教会公款是极度严重的罪行,那为何最终康希只被判所面对最高罪刑的一半,即坐牢三年半,而不是七年?

我们需要支持民主精神,也需要给予现有司法一定程度的肯定,但世界上是没有所谓完全、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司法的,当我们意识到问题可能出现的时候,就不应该自找理由去逃避或是盲目维护,面对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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